：《迷失的利物浦与新自由主义：工人阶级衰败的预兆之城》
新房子、新工作、新学校分配不均，白人工人受到青睐。当社会民主让位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白人工人阶级首先被雇主抛弃，然后又被国家抛弃。人们的价值不能取决于他们创造的价值；如果我们的价值只取决于我们共同的人性以外的东西，那么这种价值最终是不稳定的。希望阅读《利物浦与英国的没落》一书，它为集体的没落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人文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都不重要，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是重要的。
在利物浦，这一教训从未如此紧迫。今天，在默西塞德郡出生的婴儿还没有看到洪水冲击利物浦博物馆地基，就将面临更紧迫的威胁。利物浦有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利物浦奥尔德海儿童医院的一位资深儿科医生估计，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英格兰有500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的与贫困相关的疾病。利物浦的大教堂里没有为这些婴儿举行追悼会，就像1992年为艾滋病死者举行追悼会一样；也没有为这些婴儿举行年度默哀，就像为在希尔斯伯勒球场死亡的97人默哀一样。但所有这些死亡都是由蔑视和忽视这两种力量共同造成的。
一种新的普世主义可能会推动我们前进，但仅此而已。因为在利物浦待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纪念也有政治性。随着阿尔伯特码头的消失，利物浦就像之前的威尔士卡佩尔塞林村一样，揭示了未来，也揭露了并非表面看来的一切。即使在英国繁荣的年代，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就在人们计划着从德国炸弹的废墟中重建利物浦时，中国海员却在夜晚被无声地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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