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接见忽必烈后裔，两人相见恨晚，从傍晚一直聊到深夜，临别对方赠一言，主席连声称好：我定谨记。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位学者，他的人生跨越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站起来的伟大历程，他就是冒广生，一位集诗人、词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
1873年，冒广生出生于广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元世祖忽必烈，世代传承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冒广生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小耳濡目染，冒广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诗词和历史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天赋。
然而，冒广生并非一位只知埋头书斋的学究，在他年轻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1898年，24岁的冒广生毅然投身公车上书运动，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并肩作战。
他参与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呼吁推行变法，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冒广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戊戌六君子"的林旭等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林旭被捕的前夕，冒广生不顾个人安危，陪伴林旭直到天明。
林旭就义的那个夜晚，冒广生在南横街徘徊了整整一夜，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
多年后，冒广生写下了"碧血已成千古恨，黄粱才熟片时炊"的诗句，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这不仅体现了冒广生的侠义精神，也展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变法失败后，冒广生并没有就此消沉，相反，他将自己的才华和热情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
冒广生在学术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词学方面的造诣。他的《疚斋词论》被誉为"近代词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系统地阐述了词的起源、发展、体制和作法。
这部著作不仅展现了冒广生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为后世的词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除此之外，冒广生在易经、诗词等领域也有深入研究，著作等身，成为当时学界公认的大家。
在民国时期，冒广生与许多政界要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他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交情最为深厚，两人经常以诗词唱和，切磋学问。
即便在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期间，冒广生仍然坚持探访，新中国成立后，已经76岁高龄的冒广生并没有选择退隐。
相反，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他担任了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和上海文史馆馆员，为文物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7年，已经85岁高龄的冒广生再次展现了他的学识和胆识，应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邀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一文。
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被海内外多家报纸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文章中，冒广生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洞察力，对当时的政治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国家发展的持续关注和责任感。
同年，冒广生来到北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探望，两人亲切交谈了两个小时。
周恩来亲切地称呼冒广生为"鹤老"，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想要见面的意愿。不久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冒广生，两人在中南海促膝长谈，话题涵盖了时局、文化、诗词等多个方面。
毛泽东对冒广生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这番话让冒广生深受感动，在谈话结束时，冒广生还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对党内纪律问题的看法，还询问了冒广生的见解。
冒广生表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毛泽东听闻此话，立马连连称赞，并表示自己一定会把这番话记在心里！
冒广生的一生，就像是一部跨越时代的传奇。从清末的维新志士，到民国时期的学界泰斗，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孜孜不倦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老知识分子，冒广生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学者担当。
他的学术成就、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当我们回顾冒广生的一生时，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变迁，更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