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抚司作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的正式名称，其首创者并非孟知祥，但孟知祥在后蜀时期对这一制度的系统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以下从历史脉络、制度特征和孟知祥的具体作为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历史脉络：安抚司的雏形与制度化 1. 唐代的制度渊源 唐代边疆管理以“羁縻政策”为主，通过设立都督府、都护府等机构间接统治少数民族地区。例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贞元年间（785-805年）通过“南抚夷蛮”策略，在今四川西部设立“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使”，虽未直接使用“安抚司”之名，但已具备军事与民政结合的管理特征。此外，唐代临时派遣的“安抚使”（如贞观年间安抚岭南）也为后世提供了制度原型。 2. 五代十国的过渡 孟知祥于934年建立后蜀后，为巩固对川西高原的控制，在天全地区设立“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任命当地高、杨二土司为安抚使，统辖今四川雅安、甘孜及西藏东部部分区域。这一机构首次将“安抚司”作为正式名称，并明确其军政合一的职能，成为元代土司制度的重要源头。 3. 宋元明清的发展 宋代在路级行政区普遍设立安抚司（如陕西安抚司），作为常设机构管理地方军政。元代进一步将安抚司纳入土司体系，如“碉门、黎雅等处安抚司”，明清则通过“改土归流”逐步削弱其权力。孟知祥的实践为这一制度演变提供了关键的过渡环节。 二、制度特征：孟知祥的创新与局限 1. 首创性体现 - 名称定型：后蜀“六军民安抚司”是历史上首次以“安抚司”命名的地方机构，此前的“安抚使”多为临时差遣。 - 职能整合：该机构整合了军事防御（如重建碉门关城）、民政管理（如征收赋税）和民族事务（如调解部落纠纷），形成“以土官治土民”的治理模式。 - 层级建构：孟知祥将安抚司纳入州府体系（如天全安抚司属雅州管辖），为后世土司与流官并存的“双轨制”奠定基础。 2. 历史局限性 - 地域局限：后蜀的安抚司仅设于川西边疆，未形成全国性制度。 - 权力依赖：其运作高度依赖地方土司势力，如高、杨二氏世袭安抚使职位，中央控制力较弱。 - 名称争议：有学者认为“安抚司”名称可能源于唐代“招讨司”或“安抚使”，孟知祥的贡献在于将其制度化而非首创。 三、孟知祥的历史定位：制度传承与创新 1. 制度传承者 孟知祥的安抚司借鉴了唐代羁縻政策和五代地方分权传统。例如，唐代“西山八国安抚制置使”已具备军政合一特征，而五代十国时期的节度使常兼管军民事务。 2. 创新实践者 - 机构常设化：后蜀安抚司摆脱了唐代临时差遣的性质，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层级。 - 土官世袭制：孟知祥首次明确安抚使由当地头人世袭，这一做法被元代继承并推广。 - 区域治理范式：川西安抚司的成功经验为宋代“以夷制夷”策略提供了范本，如北宋在荆湖地区设立安抚司管理少数民族。 四、结论：孟知祥的历史角色再审视 孟知祥并非安抚司的首创者，但其在后蜀时期的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名称制度化：首次将“安抚司”作为正式机构名称，取代唐代“安抚使”的临时属性。 2. 职能系统化：整合军事、民政、民族事务，形成“土司-流官”协同治理模式。 3. 区域治理创新：为宋元明清边疆管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模板。 若以“名称定型”和“职能整合”为标准，孟知祥可视为安抚司制度的关键推动者；若追溯更早的制度渊源，则需关注唐代的羁縻政策与临时差遣。这一结论既肯定了孟知祥的历史贡献，也避免了对其过度拔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