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在山东益都的一个军官改造训练营里，一个昔日的抗战名将正在四处打听自己的兄弟。 “你们见过邱维达没有？我老部下，我兄弟，湖南人。”没人回答他，他被列为重点战犯，管教盯得紧。 王耀武不知道，那个跟他并肩二十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邱维达，早就离开了这里，穿上了解放军军装。 王耀武是泰安人，打小就倔，他在黄埔四期毕业，枪法准，脑子快，1930年代就跟着中央军一路打，硬是在抗战时期打出个名号来。 尤其是长沙会战，他顶住了日军的三次猛攻，南京电台连夜播报他的名字，说这是“抗战名将”。 后来又是他带着七十四军打出孟良崮，那一仗虽然输了，可连共军也说他打得不赖。 邱维达不是山东人，湖南平江的，黄埔六期出来，他不是个猛子型的将军，不爱吼，不好酒。 可他脑子活络，王耀武第一次见他是在部队调防的车站，听他讲战术讲得头头是道，顿时起了爱才之心，就把他调到身边当参谋。 慢慢的，凡是重要会战，王耀武都要带着邱维达一起上。 抗战那几年，他们两人几乎是形影不离，王耀武冲锋陷阵，邱维达在后面排兵布阵，两人一前一后，配合得天衣无缝。 可他们谁也没想到，一起并肩作战的二十年，到了解放战争末期，会有这样的结局。 1948年济南战役，王耀武坐镇指挥，意图死守，可共产党围得太紧，内部又有人摇摆。 他不肯走，想守住济南，也算守住他这一生的军人尊严，结果被俘。 被俘之后，他被关在山东益都军官训练团，说是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他还硬，天天闭口不谈认罪，心里想着是不是能有机会翻盘。 不久之后，一批新的被收编军官也被送来训练团，他在人群里一眼就认出了邱维达。 “你也来了？”王耀武低声问他，邱维达点点头。 他带着第七十四军的人，在淮海战役最后关头投降了，他当时说得干脆：“打不动了，兵也饿，弹也没了，再打就是送命。” 共产党没为难他，还请他谈话，他坦白说愿意接受改造，愿意在新中国做事。 组织上看他态度好，学识也行，就安排他到军政大学去了。 在益都那会儿，他和王耀武说：“哥，过去是过去，现在咱得活着，得做点事。” 王耀武听完没吭声，他不是不懂这话的意思，只是咽不下那口气。 自己是被俘，被当成重点战犯，邱维达是投诚，身份就不一样了，两人虽然再度相遇，但心里的距离其实拉开了。 他们在一起待了不到三个月，邱维达就被调走了，走那天没说再见，后来王耀武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到他去哪儿了。 转眼到了1956年，王耀武被送往北京功德林，说是“加速改造”。 他到那儿头几天就逢人打听：“你们谁见过邱维达？湖南人，个不高，走路带风，过去在我部下当参谋。” 没人理他，他开始托人写信，写给老同学、老战友，希望有人能告诉他，邱维达现在在哪。 钟期光收到了他的信，钟是他在黄埔的老熟人，解放后在华东军区当政工干部。 他看完信没回，他知道邱维达已经不是普通军人了。 参与了军政大学的筹建，又去南京参与军事教学，后来还调去了江苏省参事室，专门编写文史资料。 组织上对他很信任，也从没把他当战犯看。 王耀武在功德林一直等，他心里不是记挂一个投诚的旧部，而是惦记这段情谊。 他觉得自己活到今天，就是靠的这几个“兄弟”。 过去打仗时候，邱维达帮他挡过一次弹片，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也是邱维达陪他分析战局，他一直想见他一面，哪怕说两句话。 1959年，王耀武特赦，出狱，他被安排到政协当文史专员，那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还是想去南京看看老部下。 可当他真的到了南京，找到江苏省参事室时，邱维达已经被调走了。 具体去哪没人说，只说是去南方搞港澳的资料工作。 有人劝他说：“老王啊，你就把那段事放下吧，今儿个世界不是那会儿了。” 他没说话，走的时候在对方办公室门口坐了一会，抽了两根烟。后来再没提过邱维达。 1968年，王耀武在八宝山医院病逝，他病重时嘴里还在念叨“邱维达”，没人能听清是问他在哪，还是在叫他名字。 多年后，邱维达接受采访，说起王耀武，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说：“他对我不错，我也尽过力。” 1998年，邱维达在南京病逝，享年94岁。 他的档案里记着：黄埔六期，抗战功臣，解放后参与军政教育，为国家提供重要文史资料，表现良好，无历史问题。 这段兄弟情，在历史档案里只留下了几行字，可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一生都绕不开的记忆。 参考资料： 《黄埔军校将帅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