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天，陈寿昌站在龙门山脚下，眼前只剩下四百来号人，个个衣衫破旧，枪也快

1934年冬天，陈寿昌站在龙门山脚下，眼前只剩下四百来号人，个个衣衫破旧，枪也快打光了。 他还以为中央红军在江西打得正红火，根本不知道，毛泽东他们早已经踏上了漫长的长征路。 他一咬牙，拄着拐杖，拍着徐彦刚的肩膀说：“兄弟，红十六师，咱们自己再给它撑起来！” 其实，那会儿陈寿昌早就断了和中央的联系，龙门山战役一打完，电台炸了，通讯员牺牲，活着的人伤的伤，逃的逃。 他也受了伤，肋骨断了两根，靠着乡亲们把他藏在破庙里才捡回一条命。 外头什么消息也没有，他只能靠自己的脑子猜，猜错了方向，但他没停下。 他以为中央红军还在坚持大兵团作战，还能跟国民党硬碰硬，他还天真地觉得，国民党撑不了多久了，机会就在眼前。 所以，哪怕手上就剩这么点人，他也死活不肯散了，硬是琢磨着再拉起一支像样的队伍。 那时候，湘鄂赣苏区已经四面楚歌，到处都是“清剿”，地方武装被打散了，老百姓也是各自保命。 但陈寿昌咬定一个理，兵在多不在少，得想法子扩红，他叫来傅秋涛、黄家高两个老兄弟，一人一条路，傅秋涛往鄂东南，黄家高往通城、崇阳跑，去找散兵游勇，哪怕是几个人一撮，他都要收回来。 傅秋涛跑了一圈，弄回来了六百多人，黄家高也聚了三百多号人，加上原来那些老兵，红十六师重新站到了1200人。 这还不够，陈寿昌直接走村串户，挨家挨户敲门拉壮丁。他跟乡亲们拍着胸脯保证：“参加红军就是保咱自己的地，保咱自己的命！” 乡下人吃了太多苦，听了这话，还是有不少热血青年跟了他。 靠着这么拉人，到1934年底，部队已经涨到了快2000人。 再往后，打了一些小胜仗，气势又上来了，到1935年夏天，居然扩到了5000多人。 武器装备破破烂烂，穿的衣服东一块西一块，但气势不小，红十六师的红旗又在山林里飘起来了。 可问题也大。别的地方都改成小股游击了，打一枪换个地方，可陈寿昌还想着大兵团正面作战。 他在一次会上拍着桌子大喊：“打回中央苏区去！”他信得很，觉得只要人凑齐了，武器攒够了，就能一鼓作气杀回江西，跟毛泽东他们会合。 这个想法，注定要吃苦头。 敌人一点没傻，国民党军早就不是前年那帮乌合之众了，专门弄了几十个团，把湘鄂赣苏区一寸寸地扫。 陈寿昌带着大兵团一露头，就容易被围，特别是到了1934年11月的一次大突围，事情彻底出大麻烦。 那天晚上，天阴沉得压得人喘不过气，红十六师在万载县准备转移，没想到被国民党几个旅堵住了。 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陈寿昌蹲在地上，咬着牙指挥着突围，眼看着前面一批批人被打倒，他自己撑着枪，推着伤兵往外跑。 突围到一半，他听说后面还有两个连没冲出来,陈寿昌二话不说，带着身边的几个警卫又冲回去了。 刚跑到半山腰，一颗子弹打在了他胸口上,他人没倒，挣扎着又往前爬了几步，直到把最后一拨伤兵推出了包围圈，他才扑倒在泥地里，再也没爬起来。 那一年，他才28岁。 陈寿昌死了，但红十六师没散,徐彦刚、傅秋涛这些人接过指挥，靠着山区地形，跟敌人玩起了猫捉老鼠，游击打得有模有样。 几年后，抗战爆发，红十六师的老底子成了新四军、八路军南方抗日武装的主力。 说到底，陈寿昌这人，打仗不是最专业的，他也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甚至枪法也一般。 但他有一股倔劲，认准的路，哪怕是拿命去换也不回头,他能指挥徐彦刚这种黄埔军校出身的大兵，就是靠着这种骨子里的狠劲儿和信念。 不过，硬顶的代价也确实不小,扩红确实拉起来了，但因为坚持大兵团作战，部队集中，一次打输了，损失就大。 特别是像1934年底那次突围战，死伤惨重，一下子损失了上千人。 也因为这样，后来的红十六师不得不改成小股分散活动，和最初的计划大相径庭。 陈寿昌走了，可在湘鄂赣这一带，提起他，老百姓都说他是“保乡英雄”。 乡亲们记得他在山里跑来跑去，动员大家参军的样子；老兵们记得他在枪林弹雨里背着伤员跑的身影。 湘鄂赣苏区之所以能在1935年以后还能撑住一块地方，不被彻底清剿掉，靠的就是这一批死磕到底的人。 今天回头看，陈寿昌那种“宁愿错，不愿停”的劲头，是那个时代很多红军将领共有的。 他们没有万能的情报网，没有现代化通讯，更没有什么大后方支援，有的，就是一腔孤勇和铁一般的决心。 战乱年代，一个地方，一个人，能把旗子扛起来，本身就是个奇迹。 陈寿昌没能看到革命最后胜利的那一天，但他的那些兵，他拼死救下的人，他们后来都在抗战、解放战争里继续战斗。 湘鄂赣苏区的火种，一直没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