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5位国军将领被处决，他们分别是谁？-经过一段时间改造之后，大部分国民党战犯都有明显的转变，而杨海清、邓子超、陆荫楫、张卓、张国勋这5名战犯则冥顽不灵，死不悔改，最终在1950年时被处决。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数量众多的国民党战俘，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曾与人民军队对立的军事人员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1949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西郊设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专门收押和改造国民党高级将领。 功德林并非普通的监狱设施，这里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在民国时期，这里曾关押过李大钊等革命志士，是见证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场所。选择在此地设立战犯管理所，既有实际考虑，也寓意深远。 中央对战犯管理所的政策方针可以概括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管理所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在具体执行中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态度良好、愿意接受改造的战犯，给予相应的学习和劳动机会。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日常管理制度非常完善。战犯们每天要参加固定的学习，内容包括时事政治、革命历史和新中国建设等。管理所还安排适量的劳动，让战犯们通过亲身体验来认识劳动人民的艰辛。 在医疗待遇方面，管理所配备了专门的医疗队伍。许多高级将领年事已高或带伤在身，管理所都给予了妥善的治疗和照顾。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不少战犯逐渐放下抵触情绪。 教育改造工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管理所定期组织战犯们学习新中国的政策法规，观看反映社会发展的纪录片，让他们了解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同时也鼓励战犯们回顾历史，反思过去的错误。 管理所特别注重思想教育工作。通过组织战犯们参加集体学习讨论，互相交流思想认识，帮助他们逐步认清历史潮流。对于表现积极的战犯，管理所也会给予适当的鼓励和表扬。 在具体执行中，管理所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对于确实认识错误、真诚悔改的战犯，给予宽大处理的机会。但对于那些死不悔改、甚至图谋不轨的战犯，则坚决依法惩处。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战犯中，邓子超、杨海清、陆荫楫、张卓、张国勋这五人最终走上了不归路。他们的结局，源于其顽固不化的政治立场和持续对抗的行为表现。 邓子超作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立下赫赫战功。他在庐山一战中率部阻击日军，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但在解放战争中，他却选择了与人民为敌的立场。 进入功德林后，邓子超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不仅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还经常散布不利于改造工作的言论。更为严重的是，他与张国勋等人密谋策划越狱，严重危害了管理所的安全。 杨海清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在河南一带活动。他进入管理所后，始终保持着对共产党的敌对态度。在多次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他仍然煽动其他战犯对抗改造。 陆荫楫在国民党军中担任师长职务，主要在江西地区活动。他不仅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在管理所内部煽动对立情绪。他与其他几位战犯勾结，试图破坏战犯管理所的秩序。 张卓和张国勋都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在管理所表现出类似的对抗态度。这两人不仅拒绝接受教育改造，还积极参与了越狱计划的策划。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其他战犯的改造工作。 这五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对国民党抱有顽固的政治立场。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然不愿意接受现实。在管理所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对抗态度。 1950年，这五名战犯被依法处决。这一事件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战犯从中认识到了顽固对抗的严重后果，也促使更多人转变思想立场。 杜聿明的转变过程堪称战犯改造工作的典范。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在功德林的改造经历展示了思想转变的可能性。 杜聿明初到功德林时身患重病，管理所为他安排了专门的医疗团队。通过细心治疗，他的胃溃疡和肾结核逐渐康复。这种人性化的医疗待遇成为他思想转变的关键契机。 在养病期间，杜聿明开始主动接触进步书籍，其中《论持久战》对他影响深远。他不仅认真研读，还写下了详细的读后感。这种学习态度的转变，反映出他开始正视历史问题。 管理所采取的教育方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搞强制灌输，而是通过理论学习与实际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战犯们通过参加劳动，亲身感受劳动人民的生活。 在政策执行上，管理所始终坚持＂惩教结合，以教育为主＂的原则。对于表现良好的战犯，适时给予鼓励和肯定。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让战犯们能够逐步接受新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