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正月，天寒地冻，鬼子把一个奄奄一息，光着身子的少女扔在乱石堆上！几条野狗闻着血味过来，张开嘴正准备撕咬！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大爷经过打跑了野狗，把少女抱回了家。 这个少女叫刘春莲，小名灵玉，后来改名叫万爱花。她生在内蒙古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子，家里日子过得稀烂，爹是个鸦片鬼，吸得家徒四壁。她四岁那年，爹为了换几口烟，把她卖给了人贩子。小小的她被倒手好几回，最后到了山西盂县阳泉村，做了童养媳。婆婆倒是个好心人，把她当亲闺女养，吃穿不愁，还给她起了个新名儿叫灵玉。那会儿，她还以为苦日子到头了，能喘口气。 可好景不长。1938年，日军第四旅团第14大队打进了盂县。那天，村里硝烟滚滚，枪声夹着哭喊到处都是。日军穿着厚军服，腰上挂着刺刀，见门就踹。她公公拄着拐杖想拦，被一刀捅穿了胸口，死在门口。婆婆搂着小丈夫躲炕角，也没逃过，被拖到院里砍了。她吓得躲在柴堆后面，大气不敢出，等到半夜，村子静得像坟地一样。 天亮后，她爬出来，村子已经成废墟。她拖着瘦得皮包骨的身子走到村口，稀里糊涂加入了抗日的队伍。为了跑路方便，她改名叫万爱花。到了1943年，她才15岁，已经在羊泉村带着乡亲们挖战壕、运粮食。小丫头片子，嗓子嫩，却喊得山谷都回音，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1944年正月，北风夹着雪花吹得人睁不开眼，日军又来扫荡。她和几个年轻姑娘被绳子捆了，押到炮楼里。那里又臭又潮，地上全是碎布和稻草。白天，她被绑着吊在槐树上，脚尖勉强沾地，鞋都磨没了，脚趾冻得发紫。日军拿皮鞭抽她，血滴在雪地里冻成红点子。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嘴唇咬出血，硬是挺着。晚上，她被拖进窑洞，里面冷得像冰窖，日军围着她折腾，外面风雪呼呼地盖住了一切。 熬了21天，她趁着守卫喝醉，撑着满身伤爬出去，衣服破得只剩几片布，光脚踩雪跑进树林。可没两天，她又折回了羊泉村。两个月后，日军再扫荡，她又被抓。这回更狠，被剥得一丝不挂吊在村口树上，用钳子拔她腋毛，血顺着胳膊淌下来，疼得她差点昏死。接着，他们拿两根大扁担架在她肩膀上，四个人跳上去压，肩骨咔嚓断了，她瘫在地上没了动静。日军以为她死了，拖着脚踝扔到河边乱石堆上。石头扎进她背，野狗闻着血味跑过来，正要下嘴，张大爷出现了。他拄着棍子吼着赶走狗，脱下破棉袄裹住她，背回了家。 张大爷家穷得墙都透风，炕席磨得露出木板。他拿温水给她擦血，用小米熬粥喂她。她醒过来时，腿上的伤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村里人怕日军找麻烦，不敢收留她，几天后把她抬到山脚一个破窑洞藏起来。那窑洞暗得看不清脸，地上铺点干草，乡亲们轮流送野菜汤和玉米饼，还塞了个四岁小丫头陪她。 三年后，她能拄着棍子走路，带着小女孩离开阳泉村。俩人沿路讨饭，风吹得衣服破成条，晚上睡草垛，最后到了太原。她靠摆摊缝衣服糊口，手指被针扎得全是血窟窿，攒的几个铜板都给养女买了纸笔读书。日子苦得掉渣，她手却没停过。1992年，盂县老师张双斌找上门，拿着一堆资料请她为受害女性讨公道。她抖着手接过纸，点了头。 1995年，她跟其他受害者站在东京法院外，手攥着诉状要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判决下来是“驳回”，她站在那儿没吭声。后来三年，她又告了两次，每次站在法庭外台阶上，风吹得她瘦得像根柴，可结果还是没变。国内支持的人多了起来，她去过展览馆，看到墙上日军暴行的照片，颤巍巍写下“还我尊严”，字歪得厉害，力道却不轻。 2013年，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骨头架子，最后一次告状又输了。那年秋天，病房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她闭上眼走了，84岁。她走后，养女接着跑，手里攥着她留下的旧信，嗓子哑得像砂纸，讲着当年的故事。公道没等到，那股倔劲儿却没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