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蒋介石自信满满，放走了手中的王牌毛泽东，当众人惊诧不已时，他傲然宣称：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照样能稳操胜券！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重塑了政治格局。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再度凸显。国民党在政治上拥有合法政府的地位，军事上控制着全国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拥有约350万军队。而中共则在华北、东北等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发展了约180万军事力量。 在国际层面，美国作为盟国领袖，希望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府抵抗苏联影响力；而苏联红军则已经打败日本关东军，占据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这种国际因素使得中国内战的走向不仅关乎国内政局，更牵涉到复杂的国际关系。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一邀请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美国方面，大使赫尔利亲自前往延安，为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证，这使得毛泽东赴约的风险降低。 面对重庆之行的未知风险，毛泽东做了充分准备。他向党内同志表示：＂我到了重庆有可能会坐班房，也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读点书。＂更重要的是，他对刘伯承、邓小平等军事将领明确指示：＂你们给我好好地打，你们在战场上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这一布置显示了毛泽东对军事与政治关系的清醒认识。 蒋介石最初确定的接待方针是＂诚恳忍耐＂。他表面上要诚恳地接待毛泽东，但内心已经有所准备，认为毛泽东会提出较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忍耐＂。在谈判过程中，双方确实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中共表示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此次重庆之行在国统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重庆街头，许多民众争相目睹这位传说中的共产党领袖。地下党组织也在暗中密切观察形势发展，并将情报传递回延安。同时，知识分子、商界人士对国共和谈抱有期待，希望能够避免内战。蒋 谈判很快在关键问题上陷入僵局。军队编制问题成为最大的分歧点：中共提出要48个师的编制，而蒋介石认为太多，最初只愿意给12个师。后来蒋介石虽然让步到20个师，但仍无法满足中共的要求。此外，中共还提出山西、陕西等5省的省政府要由中共组织，天津等城市的副市长由中共党员担任，这进一步加剧了蒋介石的不满。 面对谈判的困境，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诚恳忍耐＂变为＂拘留审判＂。他在日记中开始起草中共的＂罪状＂，列出了十几条。蒋介石曾写道：＂如果不拘留毛泽东，不加以审判，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 蒋介石在考虑拘留毛泽东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压力。苏联红军占据中国东北，这一战略要地关系到国家的领土完整。蒋介石深知，如果贸然拘留毛泽东，苏联可能不仅拒绝交还东北，甚至可能从新疆方向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同时，美国作为盟友，已经通过赫尔利大使为毛泽东的安全提供了保证，若违背这一承诺，将损害中美关系。 在这一关键时刻，蒋介石召集了核心幕僚进行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毛泽东问题。最终，经过激烈讨论，蒋介石采纳了较为稳妥的方案。 权衡再三，蒋介石放弃了拘留计划，转而采取＂授勋礼送＂的策略。他决定给毛泽东颁发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在毛泽东离开重庆时，蒋介石特别派遣张治中、陈诚作为高级代表全程护送，确保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 当众人对蒋介石放走毛泽东表示惊讶时，蒋介石自信满满地宣称：＂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照样能稳操胜券！＂这句话充分暴露了蒋介石对自身力量的过度自信。他坚信毛泽东终究无法逃出他的＂一捂＂，这一战略思想成为他后续决策的基础。 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展示了一份秘密军事计划，详细规划了如何围剿共产党各根据地。计划中对美国军事援助抱有极高期待，认为有了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将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共产党武装。计划还系统性地低估了共军的战斗力，认为其只是游击队性质，缺乏正规作战能力。这一判断导致蒋介石在战略上产生了致命误判。 1950年，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他在日记中列举了失败的13条原因，涉及外交、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条：未能很好地宣传和贯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一反思触及了失败的本质原因——脱离民众，未能赢得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