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上海知青张菊芬到黑龙江讷河去插队，哪料出发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张菊芬恨透了已经分手的男友，但更害怕家人知晓，她决定赶紧趁着插队离开上海。 1969年的上海，虽然已经不是旧时代的十里洋场，但与中国北方的农村地区相比，仍然保持着相对繁华的城市风貌。在这座城市里，张菊芬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张菊芬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动荡前顺利考入上海师范学院。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动荡的开始，学校停课，许多像张菊芬这样的年轻人面临着学业中断的局面。 失学的现实让张菊芬感到迷茫。为了不荒废时光，她暂时在一家工厂做了临时工，希望等待学校复课的消息。就在这段时间里，她认识了同厂的男青年小李。两人志趣相投，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然而好景不长，小李的父母因工作调动前往外地，小李也随之离开上海，与张菊芬的联系逐渐减少，最终不了了之。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这对张菊芬而言，是一个重新找回人生方向的机会。她积极报名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希望通过在农村的锻炼，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同时重获社会认可。 1969年，就在即将前往黑龙江讷河插队的前几个月，张菊芬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异：月事迟迟不来，伴随着时常的恶心呕吐。起初她以为是过度劳累导致的身体不适，但随着症状持续，一个可怕的猜测在她心中形成——自己可能怀孕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张菊芬悄悄去了一家诊所，结果证实了她最担心的情况：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她一时间不知所措。张菊芬立刻尝试联系已经分手的小李，写信、托人打听，但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 时间一天天过去，腹中的胎儿也在慢慢长大。张菊芬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决定。经过痛苦的思考，她决定依然参加上山下乡，离开上海前往黑龙江讷河插队。 1969年，张菊芬与其他知青一起，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讷河的冬天比张菊芬想象中更加严酷。刺骨的寒风穿透棉衣，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让南方姑娘几乎无法适应。然而，比天气更加难熬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简陋的生活条件。插队的知青们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屋内只有一个小火炉取暖，冬天睡觉时，墙角结的冰凌经常不会融化。 临近生产，张菊芬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应对分娩。经过一番观察和打听，她找到了村子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娘帮忙。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张菊芬在简陋的土坯房内，咬着毛巾，忍受着剧痛，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 看着襁褓中的女儿，张菊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农村的生活条件已经让单身的她难以维持，更不用说还要抚养一个婴儿。况且，未婚生子在当时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压力和歧视。经过几日的痛苦挣扎，张菊芬最终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将孩子送人。 张菊芬并非毫无留恋。在送出女儿前，她悄悄缝制了一个小布袋，里面放入了从上海带来的一枚小饰品和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最终，在老大娘的帮助下，女婴被送到了村里一对无子女的夫妇家中，取名张淑凤。 1975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逐渐结束，张菊芬获准返回上海。离开黑龙江的那天，她特意绕道去看了一眼已经会跑会跳的女儿。 回到上海后，张菊芬面对亲友的询问，只是简单地描述了在北方的艰苦生活，对于生育孩子的经历只字不提。 2001年，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医生发现她患有子宫癌。手术和化疗的过程异常痛苦，但更让她痛苦的是，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女儿了。 病情在2006年急剧恶化，张菊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她向医院的社工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见到女儿一面。社工帮她联系了当地的寻亲组织，但在信息闭塞的年代，要找到一个被送养三十多年的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2007年，张菊芬带着对女儿的思念和遗憾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张淑凤是在一次村里老人的闲谈中，无意得知自己是被知青遗弃的孩子。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她一时难以接受。为了寻找生母，她开始打听当年在村里插队的上海知青信息，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4年，一档全国性的寻亲节目《等着我》引起了张淑凤的注意。她抱着一线希望，将自己的故事和有限的线索提供给节目组。经过几个月的查找，节目组终于联系到了张菊芬的弟弟——张淑凤的亲舅舅。 在节目录制现场，当舅舅告诉张淑凤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时，多年来积压的情感终于决堤。面对母亲留下的照片和当年的小布袋，张淑凤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的无奈和苦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