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原的李先念、王树声、王震放弃根据地，实施突围。其实中原当时有六万多野战部队、五万多地方部队以及三万多民兵武装。这比粟裕的苏中兵多。 1946年的中原根据地，拥有着令人瞩目的军事力量。这里集结了六万多野战部队、五万多地方部队以及三万多民兵武装，总兵力规模超过了同期的苏中根据地。 野战部队主要由三支力量构成，其中以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最为强大。该部队不仅拥有5万多人的规模，还具备较强的机动作战能力和丰富的战斗经验。 王树声领导的嵩岳军区部队约1.5万人，这支部队擅长游击战术。他们原本在太行山八路军系统，后来南下豫西开辟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转移至桐柏山区。 第三支力量是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约有5000人。这支部队虽然有着老红军的传统，但在抗战期间主要承担生产任务，实战经验相对欠缺。 地方部队的分布呈现出区域性特点，主要分布在河南、江汉、鄂东三个军区。这些部队熟悉当地地形，与当地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在防御战和地方治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兵武装是根据地的重要基层力量，约有三万多人。他们平时务农生产，战时协助部队作战，担负着情报收集、运输补给等任务。 然而，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并未能有效巩固中原根据地。敌军在短期内集结了30万人的兵力，形成了6倍于我军的优势，并构筑了多重封锁线。 中原根据地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它紧邻武汉，可以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正因如此，国民党军队对这一地区的围剿从未停止。 根据地内部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抗战时期，这一地区被桂系军阀长期占据，实行保甲制度，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复杂社会关系。 许多桂系官兵在当地娶妻生子，与当地形成了牢固的联系。加上日伪残余势力、土匪和会党组织的存在，使得根据地内部情况异常复杂。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原军区的突围决策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复杂性。1946年初，在延安下达停战令后，中原军区的部队被分割在平汉铁路两侧，处境更加困难。 突围方向的选择成为了首要问题，三位主要将领各持己见。李先念主张向东突围，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可以与华中新四军主力会合，获得军事支援。 王震提出了向北突围的方案，他看重太行山区的刘邓部队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以依托太行山区的有利地形，与实力较强的友军形成合力。 王树声则建议向鄂西北突围，以武当山为依托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个方案考虑到武当山区敌军力量薄弱，便于开展游击战，有利于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三个方案各有利弊，反映了不同的军事思维。向东突围需要跨越敌军重兵把守的区域，风险较大。向北突围路程遥远，途中要穿越多个封锁线。 向鄂西北突围虽然地形有利，但当地基础薄弱，需要重新开展群众工作。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军事战略上，也反映了各支部队的战斗特点。 中原军区的指挥体系具有特殊性，这直接影响了决策过程。虽然李先念是正职，但王树声和王震都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较高的军衔。 这种特殊的领导架构导致决策必须通过充分协商。在重大决策上，没有人能够一锤定音，需要各方反复讨论，寻求共识。 经过多次商议，最终的突围方案体现了一种折中的思路。决定采用分兵突围的策略，既保留了各方案的合理成分，也分散了敌军的注意力。 具体方案是：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中原军区机关和第2纵队向西突围，目标是陕南地区。王树声和戴季英指挥第1纵队向西北突围，进入鄂西北地区。 中原突围的结果展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总体来看，中原军区在这次行动中损失了8000余人，但成功保存了4万多人的有生力量。 各支部队的突围结果各有不同。李先念和王震部损失3800人，保存1.1万人；王树声部损失2300人，保存1.1万人；三个军区的损失相对较小，保存了1.5万人。 最出人意料的是皮定均率领的＂皮旅＂。这支被赋予掩护任务的部队仅损失1000人，保存了5000人的实力，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战例。 突围行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从战略层面看取得了重要成效。中原突围牵制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半月的时间，为其他战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突围后各支部队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分化。突围到豫鄂陕、鄂西北地区的部队，在建立新根据地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 这些部队不得不分散打游击，虽然牵制了一定的敌军，但自身难以得到发展壮大。在当时全国解放战争的大格局中，这些部队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相比之下，王震率领的部队在辗转到达陕甘宁后获得了新生。这支部队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西北野战军的主力之一。 解放战争的爆发，给游击战部队带来了新的挑战。战争形势要求部队必须从游击战向运动战、阵地战转变，这是一次关键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