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国民党西昌当局组织凉山黑彝大头人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参观。刚刚走出西南极为闭塞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这些黑彝奴隶主们，很快也就陶醉于现代人追星的这种狂热中。
明清两代，凉山之“夷患”，也就是彝族奴隶主四处掳掠人口、焚烧村屯关隘、阻断川滇大道的情况已经极为严重。万历四十年，川南告急，凉山彝族问题甚至成为当时科举策试的题目，海内大儒顾炎武因之《代答建南告急策文》，其中云：“猖獗之甚，滋蔓而难图”，“羽书之告急无虚日，孤军之待援如汤火”。《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正月乙丑载：“云南巡按朱泰祯疏言……臣所经建昌一道……独有松林站以至礼州，从禄马站以至白水，共四百里，白骨山积，营垒丘墟，室庐空旷，夷氛独横。”清代魏源在《圣武记》中也专门讨论过凉山彝族问题，“凉山内生番……各路百数十支。真夷谓之黑种，岁掳汉民入内，亦化为夷，谓之白种。黑少白多，黑主白奴，众且数十万……秋成后乘间焚掠……所掠男子妇女，转售深巢……数十年来，边民不聊生……兵怯贼骄，日甚一日。”
明清统治者对于凉山作乱的彝匪，虽有几次大剿，但更多的时候都是行姑息之政，“在文武官，非不知征师调饷在在为难，故凡平时驾驭以及滋事之初，无不竭意抚绥，无如夷匪贪残，不知怀德，反更启其顽视狡逞之心（见道光十八年成都将军凯章、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四川提督张必禄
《奏夷务实在情形疏》）。也不想好好的治理凉山，打破凉山地理交通上的极度闭塞状态，将文明的曙光引入凉山，而只是一味的被动防堵，遍设营、汛、哨、塘，兵分则力弱，结果防不胜防，糜烂数百年，到清末已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国民党的心思也没有好好用在治理边疆上，抗战胜利后，如果不是忙着发动内战，拿出一些人力物力来，好好的开化启迪凉山彝族，整治道路，武装移民，发展生产，禁枪禁毒，则凉山黑彝奴隶主的统治并非不可削弱和推翻。要不是新中国在1956年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行废除凉山彝族种姓奴隶制，这种大乱还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