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却叫住了他，说：＂早去早回！＂ 1949年3月的一个夜晚，军统监狱的走廊格外安静，只有巡逻守卫的脚步声偶尔响起。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因为在这里关押着一位特殊的囚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代理少将专员范纪曼。 表面上，范纪曼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重要人物，位居要职。实际上，他是一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长达17年之久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个惊人的真相，直到1949年3月1日才被揭开。当500多名军统特务包围了范纪曼的住所时，许多人还无法相信，这位在国民党内部呼风唤雨的高官竟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范纪曼的革命生涯要从1927年说起。那一年，年仅21岁的他考入了武昌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和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校期间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 由于精通德语和俄语，范纪曼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进步思想深深影响了这位年轻人，促使他做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决定。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在北平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他被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会推选为抗日学联主席，带领5000多名学生南下请愿。 然而，这次请愿活动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暴力镇压。范纪曼不仅被打成重伤，还被关进了监狱，最终在宋庆龄等进步人士的营救下才获释。 监狱的经历让范纪曼深刻认识到，仅靠学生运动难以推动革命的进程。1932年初，他向组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校的学历背景，打入军统内部。 这个计划虽然危险，但意义重大。范纪曼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独特优势：他精通多国语言，有在国民党军校的学习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在四川活动期间从未与国民党正规军发生过直接冲突。 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范纪曼的请求。就这样，一场持续17年的地下工作正式展开，范纪曼也开启了他传奇般的谍战生涯。 1932年春，范纪曼凭借在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顺利进入了军统北平情报站。他以一名普通情报员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地下工作生涯。 范纪曼的语言天赋在军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精通日语、德语、俄语等多国语言，这种能力让他在搜集和分析国际情报时占据了独特优势。 在北平情报站工作期间，范纪曼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他结识了包括陈恭澍、王艮等一批军政要员，还与《申报》的主编等新闻界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 范纪曼的工作能力很快得到了军统方面的认可。从一名普通情报员开始，他的职位不断升迁，到1935年时已经成为了军统北平站的代站长。 在他的下属中，有一位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这个人就是后来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臭名昭著的毛人凤。当时的毛人凤，还只是范纪曼手下的一名普通情报员。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范纪曼在军统系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不断向组织传递着日军的军事部署、国民党的政策动向等重要情报，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1949年初，范纪曼已经升任为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代理少将专员。这个位置不仅级别很高，更重要的是能接触到大量军事机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范纪曼精心维持的平衡。3月1日，他在上海的一名联络人被军统特务王方抓获，在严刑拷打下暴露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 军统得知这一惊人消息后，立即派出500多名特务包围了范纪曼的住所。这位潜伏在敌人心脏地带17年之久的地下党员，终于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暴露了身份。 范纪曼被捕后，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判处了死刑。在军统工作的十七年里，他对军统监狱的构造了如指掌，这成为了他最后逃生的关键。 死刑犯区域位于军统监狱的一个特殊位置，紧邻着行刑场。为了方便处理行刑后的尸体，这片区域只有一面不算太高的围墙与外界隔开。 范纪曼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守卫在换班时会有短暂的空当。每到这个时候，死刑犯区域的巡逻力量会相对薄弱。 在被关押期间，范纪曼注意到监狱里有一个木工场。他趁着不引人注意的时候，偷偷从木场里找来了一块结实的木板。 行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范纪曼向看守提出要上厕所。看守习以为常地说了一句＂早去早回＂，却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囚犯。 在去厕所的路上，范纪曼趁着四下无人，迅速拿出提前藏好的木板。他将木板支在围墙下，借力一跃，翻过了这道生死之墙。 在这之后，范纪曼成功躲避了国民党的追捕。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才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 组织对范纪曼17年来的地下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考虑到他在戏剧方面的特长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组织决定让他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 在上海戏剧学院，范纪曼的教学方式别具一格。他将自己潜伏期间的真实经历，巧妙地融入到表演课程中，为学生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角色塑造。 范纪曼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学生们都被这位教授的传奇经历所吸引。他不仅教授表演技巧，更是向年轻一代传递着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