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5年），山东烟台栖霞的大地主牟宗朴派人用12头骡子，将1800两银子及其他礼品送到了北京，这次捐官往返用了一个月时间，捐回来一个叫做“兵部车驾司行走郎中”的三品官，由于捐款多，三品官之外，又给他加了三级衔，准戴一品珊瑚顶戴，上插双眼花翎，准穿九鳞五爪弊袍、套穿仙鹤服。 牟宗朴是清末山东烟台栖霞地区有名的大地主，家里世代积累的财富在当地无人能比。据说牟氏家族拥有六万亩良田、十二万亩山林，还有五千多间房屋，每年光地租就能收300万斤粮食，妥妥的地方经济霸主。他的财富主要靠土地而来，那些佃户一年到头在地里干活，产出的粮食几乎全进了牟家的粮仓。这种家底让他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也埋下了他不安于现状的种子。 在晚清那个年头，光有钱还不够，没个官衔傍身，社会地位总差一截。牟宗朴很清楚这一点，他不甘心只做个土财主，想通过捐官给自己和家族镀一层金。这不是简单的虚荣心，而是对权力和影响力的渴望。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助长了这种想法，捐官成了不少富人往上爬的捷径。 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牟宗朴下定决心要搏一把。他准备了1800两白银，外加金银珠宝、绸缎等礼品，打算送到北京换个官当当。这180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那时候普通人家一年的开销也就几两银子，他这一出手就相当于几百户人家的总资产。为了运这些东西，他动用了12头骡子，从栖霞出发，一路北上，往返花了一个月时间。 这趟旅程可不轻松。栖霞到北京路途遥远，山路崎岖，骡队得翻山越岭，还要防着沿途的土匪和意外。1800两银子加上礼品，重量不轻，12头骡子驮着走了一个月，算下来每天也就前进几十里，效率低得让人头疼。但牟宗朴不在乎这些，他看中的是最后的结果——一个能让他挺直腰板的三品官衔。 到了北京，朝廷收下银子和礼品后，给了他“兵部车驾司行走郎中”的头衔。这是个三品官职，听着挺唬人，其实是个虚职，管的是兵部车马事务，没啥实权。不过因为他捐得多，朝廷还额外赏了他三级官衔，准许他戴一品珊瑚顶戴，帽子上插双眼花翎，穿九鳞五爪的弊袍，外套仙鹤官服。这待遇直接从三品跳到一品级别，算是对他慷慨解囊的回报。 捐官成功后，牟宗朴的地位立马不一样了。回到栖霞，他成了地方上的大人物，出行有仪仗开道，县官见了都得客气几分。新上任的官员如果不先去拜访他，工作往往开展不下去。他在家摆宴请客，桌上全是山珍海味，地方上的头头脑脑都得捧场。那段时间，他在家乡的风头无人能及，俨然是个土皇帝。 这种风光不光是面子问题，还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有了官衔，他的影响力大了，佃户不敢轻易闹事，地方上的纠纷也多半偏向他。甚至有些官员被他通过关系挤走，足见他手腕不一般。捐官这1800两银子花得值不值？短期来看，确实值，牟宗朴靠着这头衔在栖霞横行了好一阵子。 但这种靠钱砸出来的权力，根基并不稳。捐官虽然让他风光一时，却也埋下了隐患。首先，他这种高调做派得罪了不少人。地方官员表面上对他客气，背地里未必服气，时间一长，矛盾就出来了。比如有次他宴请新上任的知县，结果对方不买账，双方闹得不欢而散。这类事多了，他的名声就开始走下坡路。 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清末民初，国内局势越来越乱，到了1928年以后，战乱频发，栖霞也躲不过。牟宗朴的财富靠土地，可战火一烧，佃户跑的跑散的散，地租收不上来，粮仓慢慢空了。他的庄园再大，也挡不住外面的动荡。抗日战争爆发后，枪炮一响，他的家底被毁得七七八八，曾经的辉煌彻底成了过去。 家族也没能保住这份基业。随着战乱加剧，牟氏后人有的逃走，有的投靠别人，偌大的庄园最后只剩一片废墟。牟宗朴晚年过得怎么样，没啥确切记载，但从家族的没落来看，他肯定是没逃过历史的冲击。曾经用1800两银子换来的官衔，到头来连自己都护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