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1985年11月25日清晨，中国外交部的两位信使何存峰和杨水长开始了他们的任务，他们负责递送两个密封的外交邮袋。任务路线是从旧金山出发，目的地是纽约。 两人带着重要的外交文件，准备乘坐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飞往纽约的肯尼迪机场的客机。尽管只是搭乘普通的航班，但这趟行程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早晨，何存峰和杨水长携带着外交邮袋，来到了旧金山国际机场。他们的出行并不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乘坐的是一架普通的客机，而非专门的外交航班。他们通过了一系列的安检程序，确保了自己及文件的安全。 何存峰和杨水长顺利通过安检，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在那个年代，从旧金山飞到纽约需要大约四到五个小时。飞机平稳起飞后，他们开始了长途旅行的第一阶段。 飞行过程中，何存峰和杨水长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中的外交邮袋上。虽然机组人员在航班上放映电影，试图为乘客提供一些娱乐，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外交邮袋安全无误地到达目的地，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其他乘客可能选择闭目养神或观看电影，但何存峰和杨水长却无法放松。他们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即便是在长达数小时的飞行中，何存峰始终保持警觉，确保与他同行的外交邮袋始终安全。 何存峰始终警惕着可能来自外界的威胁，却未曾预料到，真正的危险正在身边——他的同伴杨水长。杨水长，这位何存峰信任的伙伴，却在飞行途中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 当何存峰暂时离开座位上厕所时，杨水长抓住机会，携带着两只外交邮袋接近了机长尤金·特纳，表达了自己寻求政治避难的愿望。 机长特纳没有立即展露态度，而是将杨水长带到了飞机的一个独立空间，这个位于驾驶舱和客舱之间的区域，既保证了杨水长的隐私也便于监控。特纳告诉杨水长，一旦飞机着陆纽约，他就可以带着邮袋离开，无人能够阻拦。 杨水长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并非真正寻求政治庇护，而是被台湾方面提供的丰厚物质条件所吸引。他计划将邮袋中的信息卖给台湾，从而换取自己的财富和安全。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在这起事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尽管表面上接纳了杨水长的政治避难请求，但他们心知肚明，杨水长作为外交信使，并没有真正的避难理由。 美国的真实目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来干扰邮袋的正常传递，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何存峰回到座位后，很快察觉到了杨水长的失踪和邮袋的不见。他迅速从震惊中恢复，开始冷静分析形势，并密切观察飞机内的动向，试图找出杨水长可能藏匿的位置。 何存峰首先尝试与机组人员交流，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线索或帮助，但是遭到了敷衍和拒绝。他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随即要求见机长并进入杨水长可能隐藏的空间。 当何存峰坚持寻找杨水长时，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开始变得粗鲁，明确拒绝了他的所有请求。这种反常的行为让何存峰更加确信，杨水长就是被机长特纳藏匿。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飞机已经过了半程，何存峰却依然没有找到杨水长。尽管美方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沟通，何存峰并未轻易放弃。他找到了一位精通英语的同胞，一起不断地向美方提出见到杨水长的要求。 这种坚持不懈的态度使美方开始意识到杨水长手中的邮袋内的内容可能非同小可，他们原先想让杨水长抵达纽约后立即离开的计划，似乎不再那么容易实现。 事态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飞机突然改变航线，在芝加哥提前降落。这个临时的决定让乘客们感到困惑，但对何存峰来说，这却是一个转机。机长终于在乘客疏散后出现，与何存峰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 在这场紧张的对话中，何存峰坚持他的立场，强调杨水长作为信使，没有任何权利带走职务范围内的外交邮袋。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美方没有权力打开或检查中国的外交邮袋，因此无法确定邮袋内容是否值得他们投入如此大的资源来保护杨水长。 这种僵局持续了五个小时。美方最终意识到，维持当前状态对他们并无利益，于是放弃了对杨水长的保护，将他交了出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何存峰凭借坚定的立场和策略赢得了胜利，成功地取回了外交邮袋，保证了其完整无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