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安葬了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偏僻的山村鹤山坪，终年63岁。他晚年流离江津，生活相当困难。 缘于经济困窘，陈独秀的家人无力负担其葬礼费用。 此时，江津的知名人士邓蟾秋与邓燮康兄弟伸出援手，联同乡亲、同学及朋友的力量，筹集资金为陈独秀购得四川香楠木棺材，且暂时安葬于西门外邓燮康园地，该地后来被修复为衣冠冢。 当时，墓碑上刻着欧阳竟吾所题“独秀先生之墓”六字，欧阳竟吾为陈独秀生前的挚友。 转折至陈独秀之死后五年，历经时代变迁，1947年，遵从父亲的遗愿，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承担起家族责任。他雇用浙江帮船，将陈独秀与祖母的遗体运回安徽安庆故里。 陈松年选择在安庆北门叶家冲（今十里铺所属）安葬其父，使之与其原配夫人高晓岚同墓相伴。这一地点不仅靠近陈独秀生前所爱的独秀山，还实现了其母生前未能与丈夫同眠，死后愿合葬的遗愿。 然而，由于江津的墓碑难以搬运，陈松年在安庆为父亲重新立了一块墓碑，刻着“先考陈公乾生之墓”八字。此处之所以未用“陈独秀”之名，而用其科考时的名字“陈乾生”，源于国民党当局对陈独秀的死亡处理过程的监视与干扰。 幸运的是，由于其墓碑上刻的是“陈乾生”这一名字，这个墓地的真实身份长时间内没人知晓。 1953年2月，毛泽东访问安庆时评价陈独秀有着复杂的历史轨迹：早期为马克思主义与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是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中期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功绩，但后期却走向了错误，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有所类似。 陈独秀的墓超过三十年未曾祭扫，特殊时期后陈独秀的后代陈松年及其子女终于去扫墓，但发现墓地被荒草覆盖，墓碑消失无踪。经过多次询问，一位曾帮忙抬灵柩的老农通过认出棺材确认了墓址。 1979年10月，随着政策的宽松，陈松年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代表自己及兄弟延年、乔年、松年、鹤年重新修缮了陈独秀的墓地。 新的墓碑上用了“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的字样，背后是一个不显眼的土堆，保持了家族墓地的朴素。 进入198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陈独秀的研究逐渐解封，他的墓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1982年，安庆市政府将其墓地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对这座简朴的墓冢进行了重修，新修的墓冢坐北朝南，周围设有白石栏杆，外围有防护的土沟，墓碑上清晰地刻着“陈独秀之墓”，背面则简略地记录了他的生卒年月。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关于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逐渐明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开放，使得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角色和贡献得到了重新评估，许多曾被强加于他的罪名也逐一得到了澄清。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观点的变化，陈独秀的评价也经历了重大转变。进入1990年代，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开始明显改观。 1991年，《毛泽东选集》新版的注释中，去除了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等负面标签，重新肯定了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初期六年中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贡献。 紧随其后的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更进一步明确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地位，仅指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不再提及更严重的指控。 到了2001年，随着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发表，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肯定。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版中，陈独秀被明确地肯定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其推动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贡献得到了突出展示。 1998年，安徽省政府批准将陈独秀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指示。 随后的行动中，中央派出督察员前往安庆，监督相关批示的执行情况。政府计划投资1300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并建立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使之成为人们纪念和瞻仰的场所。 这样的改变在陈独秀墓的实际状况上也得到了体现。墓地被升级为独秀园，设施得到了大幅改善，包括修建了直通墓地的整洁水泥路，扩大并升高了墓冢，使用汉白玉装饰，并增设了雕石栏杆和宽阔的石阶通道。 至此，陈独秀的墓碑经历了第五次的立碑，新的墓碑上刻有“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昭示了历史评价与纪念方式的重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