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4日，白崇禧收到马当要塞的急电，说日军攻势很猛，他连忙给军长李韫珩打电话，接电话的参谋说：“军长昨夜喝多了，这会尚未醒来。” 1938年的夏天，抗日战争打得正激烈，马当要塞成了挡住日军西进武汉的关键点。这地方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长江水道窄，水流急，北边隔江就是湖口，只要守住这儿，日军想顺江而上就得费老鼻子劲了。中国军队在这儿下了血本，修了三级火力炮台，江里布满沉船和水雷，摆明了要让日军撞个头破血流。可谁也没想到，这么硬的防线，居然因为指挥官的荒唐事儿给整崩了。 6月24那天，白崇禧坐镇后方，盯着前线的动静。马当要塞的急电一来，说日军攻势猛得不行，他立马就急了，赶紧给第16军军长李韫珩打电话，想问问情况、调兵遣将。结果呢，电话那头参谋支支吾吾，说李军长昨晚喝大了，这会儿还在呼呼大睡。白崇禧一听，估计气得想摔电话，这都什么时候了，主将还能醉成这样？前线将士扛着枪拼命，后方指挥官倒睡得香，这仗还怎么打？ 李韫珩这人，手底下管着精锐部队，按理说责任重大。可就在日军压过来的节骨眼儿上，他居然在要塞后方搞了个“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请了一堆军官和地方士绅，吃喝玩乐闹到半夜。宴会散了，他直接醉倒，连前线的炮声都吵不醒他。这不是一般的懈怠，简直是拿全军将士的命不当回事儿。指挥所没人拍板，前线乱成一锅粥，士兵们拼死拼活，却连个增援的命令都等不到。 再说前线的鲍长义，他是海军陆战队第2大队的指挥官，带着八百精锐守在马当前沿。这哥们儿真挺硬气，装备齐全，弹药充足，站在炮台上盯着江面，随时准备干仗。日军没走水路，而是从陆上迂回，想从东流方向撕开防线。鲍长义反应快，立马调整火力，带着部队跟日军硬碰硬打了一场。可敌军势头太猛，他的部队扛不住了，急需后方支援。他派人去找李韫珩求援，结果传回来的消息是：军长醉着呢，没人管。鲍长义只能带着手下死守，炮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硬是把阵地守到弹尽粮绝。 白崇禧那边也不是吃干饭的，听说李韫珩这德行，赶紧想办法补救。他下令第167师火速增援马当，试图稳住局面。可问题又来了，167师师长薛蔚英之前接到李韫珩的指令，让他走小路行军。这命令本来就够扯，路不好走，部队拖拖拉拉，根本赶不上趟儿。白崇禧的新命令下来时，167师还在半道上磨蹭，压根儿到不了战场。这么一来，前线和后方的配合完全脱节，日军瞅准空子，直接突破了香山、香口这些要地，马当防线眼看着就保不住了。 到了6月25日，仗打得更白热化了。鲍长义的部队在长山阵地跟日军死磕，拼到最后连刺刀都用上了，尸体堆得跟小山似的。可再能打也没用，弹药没了，援兵迟迟不到，他们只能撤。长山一丢，马当要塞彻底完了，日军顺着长江水道长驱直入，武汉的门户就这么被撬开了。这仗输得憋屈，明明防线修得那么结实，硬是被指挥上的乌龙给搞砸了。 仗打完，上面自然得收拾这烂摊子。李韫珩醉酒误事，直接被揪出来收拾了一顿，指挥失职这帽子扣得死死的。薛蔚英更惨，因为执行李韫珩的烂命令延误战机，被判了极刑，连167师的番号都被撤了。鲍长义虽然没守住阵地，但他的拼命劲儿大家都看在眼里，后来还继续带兵打仗。白崇禧作为高层指挥，没直接挨罚，之后还得硬着头皮指挥后面的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