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末的一个傍晚，62岁的老李头正眯着眼调试那台宝贝彩电，突然院门“咣当”被撞开，三道刺眼的手电光扫了进来。他手忙脚乱关掉电视时，穿制服的民警已经站在堂屋门口，递过来的文件上几个红戳子像烧红的烙铁——“军统北平站站长”这行字让他膝盖一软，那台国民党奖励的彩色电视机此刻正泛着幽蓝的光，像极了二十年前重庆戴公馆里那盏永不熄灭的警示灯。 谁能想到这个见人就笑出满脸褶子的退休老教师，竟是潜伏了三十年的军统特务？老李头本名李家琪，二十岁就跟着戴笠在北平搞行动，当年在东交民巷设伏刺杀地下党的狠辣劲儿，连日本人都忌惮三分。1947年在天津被捕后，他在青海农场整整熬了十一年，拒写悔过书的硬骨头名声，让同监的特务陈之斌认准了这是条“能共事的汉子”。直到1975年特赦出狱，他蹲在黄土坡上啃窝头时还在想：党国不会忘了咱这些戴过梅花勋章的人。 还真没忘。1979年陈之斌要去香港投奔子女，李家琪攥着对方的手直发抖：“劳烦给红棉酒楼的李老板带个话，他妹妹李家宝想吃杏仁酥了。”这句暗语让香港方面立刻对上了号——当年军统北平站的密码本里，“杏仁酥”代表“恢复联络”。三个月后，广州西关的骑楼里，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商人往他手里塞了个牛皮纸袋：“北京站的摊子，您老接着支棱。”里面是一沓簇新的大团结和任命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阳光下，这些纸比他娶头婚老婆时的红盖头还晃眼。 有了经费，他在南城租了个带天井的四合院，特意找了个带拖油瓶的寡妇作掩护。那闺女仇云妹在区政府管文件收发，每天下班回来书包还没放，就追着喊“爸”。李家琪对着镜子练习了半个月的慈父笑，终于能在给闺女买奶油蛋糕时，自然地用指腹蹭掉她嘴角的渣子——这个动作后来让公安卷宗里多了句批注：“利用养女身份掩护，长期套取机密文件。” 要说这闺女也真是贴心，每天把单位里的保密文件锁在抽屉里，却把钥匙藏在客厅的饼干盒里。李家琪每晚等她睡下，就着台灯把文件关键内容记在烟盒纸上，第二天晨练时塞进槐树洞。国民党特务送来的奖励里，最合他心意的就是那台18寸彩电，在胡同里可是头一份儿。每当邻居们凑过来看《霍元甲》，他就坐在藤椅上摇蒲扇，看彩电荧光在人们脸上流淌，心想这世道真是变了，当年在保密局发电报，哪敢这么亮堂？ 变故来得毫无征兆。先是对门王叔总盯着他烧信纸，非说“老光棍烧情书不是正经人”，后来居委会主任来问“你外甥怎么总半夜来”，再后来片儿警隔三差五“顺路”来查户口。李家琪把联络点改到护城河石狮子下，把情报用米汤写在《参考消息》中缝，甚至教会老伴儿用晾衣绳暗号——左袖管外翻代表“有密件”，右裤脚卷三折是“安全”。可百密一疏，他忘了彩电这玩意儿要登记购买凭证，那串香港货的编号，早就在电器商店的备案表上扎了根刺。 被捕那天他正给闺女织毛衣，警察冲进来时针还别在衣襟上。仇云妹下班回来正撞见这幕，手里的搪瓷饭盒“当啷”摔在地上，白菜豆腐汤溅湿了警察手里的卷宗。她盯着养父被反铐的手，突然想起上个月帮他誊抄的“老家书信”，那些繁体字里混着的“华北水利数据”“西郊机场航线图”，此刻像无数小蚂蚁在眼前爬。李家琪被押上警车时回头望了她一眼，这个向来挺直腰板的老特务，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弯了腰，像是要捡回那些被汤水泡烂的父女情。 在看守所里，管教递来的起诉书让他彻底泄了气。原来那台彩电的购买单据，被电器行的老师傅多留了个心眼——1980年内地根本没进口过这种型号，辗转核查到香港厂商，顺藤摸瓜牵出了整个特务网络。他摸着铁窗上的锈迹想，当年在青海农场，陈之斌教他用盐碱水写密信，在香港码头用特定香烟作暗号，却没教过他，这新时代的电器保修单，比任何刑讯都厉害。 1983年的公审大会上，仇云妹作为证人出庭。看着台上那个低头认罪的老人，她突然想起每个雨夜，他都会把她的布鞋烘在煤炉边；想起第一次拿工资买的烟，他舍不得抽只舍得闻；想起他教自己写毛笔字时，总在“忠”字那一竖上格外用力。原来有些好，是带着钩子的糖；有些笑，背后藏着密码本。当法官问她是否知道养父的罪行，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抹了把泪：“他教会我认的第一个字，是‘国’，可他心里的国，跟我心里的，从来不是一个样。” 警车呼啸而过时，李家琪望着窗外飞驰的槐树，突然想起1947年那个雨夜，他也是这样被押往监狱，怀里藏着没发出去的情报。那时他坚信党国必胜，就像现在坚信这台彩电终究会成为罪证。阳光穿过铁窗栏，在他脸上割出一道道光影，像极了当年在保密局地下室，对着发报机闪烁的绿灯，数着莫尔斯电码的漫长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