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1925年12月，上海成为了国共间谍活动的重镇。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工总部在韩达和陈蔚如的指挥下，开始了针对共产党“红队”的一系列激烈行动。 12月5日，韩达下达了缉捕命令后，游定一立刻与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沟通，密切布置行动细节。而行动的第一波攻击是在次日清晨展开的。这时，陈叔平率先行动，前往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附近。他的任务是指挥和执行逮捕行动。早上9点，特务姜志豪和杨阿才在逮捕邝惠安时，得到了租界巡捕的协助，将他带往戈登路巡捕房。在同一天的下午，其他三十余名“红队”成员也被陆续拘捕。 对于这一成果，韩达与陈蔚如极为满意，他们立即向南京的徐恩曾报告了捷报。但很快，这份得意转为忧虑。由于许多被捕者在街上被抓，并无持有武器等直接证据，巡捕房难以对他们定罪。面对这一局面，韩达紧急命令，陈叔平和特务倪坚分别率领团队对孟华庭、赵轩及陈杰明和邝惠安的住处进行搜查。特别是在邝惠安家中的搜索中，倪坚等人发现了大量武器和弹药，甚至包括手枪、子弹、手榴弹和刺刀。 邝惠安的妻子也被拘留，并在严刑逼供下，坚称这些武器是她的一位远亲因地方上有土匪才特意购置的，而邝惠安则否认认识她。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巡捕房向韩达报告了无法定罪的困境。韩达紧急请示了徐恩曾，后者与相关官员商讨后，决定将邝惠安等人暂时借渡至华界一个礼拜，并急调王杰夫和阴耀华前来上海协助处理。 邝惠安等人被转移到特设的小型看守所，此举实际上是为了继续进行审讯和劝降。在上海公安局楼下的特务股，阎松平和他的团队不断进行审讯，试图从邝惠安等人那里获取更多情报。经过长达三昼夜的连续审问，邝惠安等人承认了参与枪杀事件，但对其他信息闭口不谈。 最终，这些人被送回戈登路巡捕房，并被上海第二特区法庭以“谋杀罪”名义审判后移交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那里，邝惠安等人受到军法处的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即便在此过程中，徐恩曾曾尝试劝降，承诺保证邝惠安的安全，但遭到拒绝。 1935年2月春节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和陈杰明在一场雪中赴刑场。他们拒绝戴上黑纱，宣布即使是死，也是为了理想而死。在他们牺牲的同时，上海地下党又遭受到了严重打击，许多高级人物被捕。 1929年，王世英接到党组织的任务，被派往山西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在那里，他以卫生团政治处主任及副营长的身份，深入敌人内部，进行了密集的情报搜集和传递活动。 1931年，面对党内特工组织中负责人的相继叛变，王世英被选中前往南京，执行更为艰巨的任务。南京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区域，是一个特务云集、危险重重的地方。王世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身份和代号“老余”，他的任务是重建被摧毁的党的基础组织和情报网络。 到达南京前，陈赓特别强调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并亲自送行。他的话语重申了任务的艰巨性和危险性：“此番前去南京一定要小心谨慎，要先稳住脚跟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伍豪之剑’将是你们的紧急联络暗号。” 到达南京后，王世英发现局势比预期的还要糟糕。中山路的联络点已被国民党特务彻底破坏，这让他的任务更加复杂。面对这种情况，他不得不重新规划行动策略，开始秘密搜集有用的信息，寻找可靠的同志重建网络。 此时的王世英，已非当初的青年军官。北伐战争和黄埔军校的经历，加之在山西的情报工作，都极大增强了他对于危险环境的应对能力。 1933年春季，王世英秘密抵达上海。作为新任中共特科负责人，他不仅负责整个情报部门，还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 与此同时，情报战场的另一端，史济美被调至上海，担任中统局上海站站长。他的到来意味着对中共地下活动的激烈打击即将开始。史济美的严苛措施迫使中共中央做出了果断决策，决定消除这一威胁。 1933年6月，中共策划了一次精密的行动。在6月14日的一个晚宴上，史济美按照计划出现，王世英早已安排的“红队”在场外待命。队长邝惠安在史济美刚一下车时即识别出了目标，而史济美还未来得及完全反应，邝惠安和他的队员便迅速行动，连开七枪，成功地将其击毙。 王世英在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其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他在瓦窑堡会议后被派往西北，与杨虎城和张学良展开了一系列密谈。在次年的韩城，他们达成了互不侵犯和互派代表的协议，确立了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王世英被任命为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负责该地区的抗战工作。他与当地的军阀阎锡山进行了长期的沟通与合作，一方面确保阎锡山不投降日军，另一方面也避免其被蒋介石所控制。 解放战争期间，王世英继续担任重要的情报和军事职务，他的工作对华北地区的战斗成就贡献巨大。建国后，他又担任了山西省的省长，其正直和敢言的风格赢得了中央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党内海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