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以“剥皮揎草”等酷刑惩治贪官，手段之严酷史上罕见，但明朝贪腐现象仍屡禁不止。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涉及多重复杂原因，既有制度设计的缺陷，也有人性与社会环境的深层影响。
一、俸禄制度不合理：官员生存压力下的被迫贪腐
朱元璋出身贫寒，认为官员应安于清贫，因此制定的俸禄标准极低。例如，正七品知县年薪仅90石大米，折合现代约每月两三千元人民币，难以负担家庭开支、雇佣幕僚及官场应酬。**低薪导致官员不得不通过贪污维持生计**，尤其是地方官员需自掏腰包支付师爷、衙役等费用，甚至向上级“孝敬”以谋求升迁。
史载，洪武年间清官如陈观、刘菘等人生活极度贫困，死后家属甚至面临饿死的困境。而贪官即便冒着被剥皮的风险，仍选择铤而走险，因为“贪机无限”而“薪水有限”。
二、高压反腐的副作用：制度性恐慌与权力寻租
朱元璋的反腐政策以酷刑威慑为主，如贪污60两（约合人民币1.2万元）即处死，并推行“剥皮揎草”示众。然而，这种高压手段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
1. **牵连扩大化**：案件追查“一查到底”，导致无辜官员被冤杀。例如户部尚书滕德懋因被诬告贪污，剖腹后仅见粗粮野菜，却仍被处死。
2. **官员断层**：洪武年间两广、福建等地官员任期极短，甚至出现“戴死罪办公”的荒诞现象，行政体系几近瘫痪。
3. **权力集中与监督缺失**：朱元璋废除传统监察制度（如御史台），依赖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导致反腐沦为个人意志的工具，缺乏系统性监督。
三、社会结构与制度性腐败的痼疾
1. **人身依附与官场潜规则**：官员升迁依赖上级而非政绩，催生行贿受贿的“潜规则”。例如，地方官需向中央官员进贡，否则难以立足。
2. **特权阶级的膨胀**：王公贵族、功臣后代与地方豪强勾结，侵占民田、转嫁赋税，形成结构性腐败网络。洪武年间农民起义频发（年均6次以上），反映底层矛盾激化。
3. **经济制度的缺陷**：明初推行宝钞（纸币）制度，但缺乏准备金机制，官员趁机滥发货币中饱私囊，加剧经济混乱。
四、人性与酷刑威慑的局限性
朱元璋的酷刑虽短期内震慑官员，但长期来看，人性对利益的追逐难以被恐惧完全压制。例如：
- **“朝杀而夕犯”**：官员前赴后继贪污，因低薪与制度压力远超对酷刑的恐惧。
- **酷刑扩大化削弱针对性**：后期“剥皮揎草”从针对贪腐扩大到政治斗争（如朱棣对建文忠臣的迫害），削弱其反腐初衷。
五、缺乏制度性反腐的顶层设计
朱元璋依赖个人权威而非制度革新，其政策未能触及腐败的根源。例如：
- **未改革官僚选拔机制**，官员仍通过科举或荐举产生，缺乏有效考核与监督；
- **未建立透明财政体系**，赋税征收与分配权集中于少数人，为贪腐提供空间。
结论：酷刑治标不治本，制度缺陷是贪腐根源
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虽体现其反腐决心，但低俸禄、人身依附的官僚体系、缺乏制衡的权力结构等问题，使得贪腐成为制度性顽疾。正如鲁迅所言，“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单纯依靠恐怖手段无法根治腐败，唯有系统性制度改革方能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