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家的强大，你永远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是狗。” 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被人指着鼻子骂“滚回你的国家”，周围人却视若无睹，他只能默默咽下这口气。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瞬间，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影子。 国家弱，他在外面就是个没人瞧得起的“外人”；国家强，他才能昂首挺胸地反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没有国家的强大，你永远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是狗。 1934年，曾宪梓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清贫的客家家庭，祖上世代务农。 小时候家里连鞋都买不起，他总是赤脚上学。梅县山区闭塞，物资短缺，但他从小成绩优异。靠着奖学金和乡亲们的接济，他读完了中学，并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广州中山大学。 那时的中山大学实行奖学金制，对贫困学生提供补助，他因此得以完成学业。1961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因学术交流机会被派往香港，但由于历史原因滞留当地。 初到香港，他一无所有，语言不通、身份未定，只能打零工维生。 1968年，社会动荡加剧，他辗转做过苦力、仓管、销售，甚至摆过地摊卖布料。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挑货至旺角，重雨，湿衣，夜归，得钱四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三年，直到他开始认真思考创业。 香港当时是加工贸易中心，西服盛行，但曾宪梓敏锐地发现——尽管满街男装，却几乎没有专门做领带的厂商。 他反复调查后，确认这是个被忽视的空白市场。他找到了在港经商的叔叔，开口借6000港币作为启动资金。叔叔起初犹豫，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1971年，他在深水埗租下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老房子，将其改造成小型领带生产车间。起初他希望招几个工人，但因为没有订单，没人愿意来。 他便和妻子便自己动手，亲自裁布、熨烫、缝合、包装。一开始他们做的是低档领带，单价低廉，一天到晚拼命干也挣不了几个钱。 那段时间，他曾多次在账本上写下“负增长”三个字。夫妻二人曾连续一周吃白粥加咸菜。他心里开始明白，做廉价货赚不到出路，于是决定孤注一掷，转向高端市场。 为提升工艺，他在中环一家日本百货买回多条进口高档领带拆解研究。他记录布料纹理、缝合结构、压边技巧，还把欧洲流行的款式剪裁学了个遍。 首批样品做成后，他并不急于销售，而是联系香港几家高端成衣品牌，免费提供样品试销。 不久后，有三家男装店与他达成合作，产品一推出便引发关注。那时香港正值外贸兴盛，商务男装市场快速扩张，他的领带因款式新颖、做工考究，迅速在市场上站住脚跟。 1970年，他注册“金利来”（Goldlion）品牌，寓意为“黄金狮子，尊贵吉祥”。品牌成立第二年，营收已破百万港币。那一年，他重新装修了厂房，并开始批量出口东南亚市场。 他刚刚申请公司执照、准备大展拳脚时，香港经济却突遭打击。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进入汇率浮动时代，香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受到连锁影响，市场信心动荡，物价、股市、楼市均陷入低迷。大批商品因库存积压而降价求售，消费市场竞争激烈。 面对同行纷纷降价求生的局面，曾宪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逆市提价。 他认为，如果继续走低价路线，只能与无数小作坊拼成本、拼人力，无法建立品牌价值。他将领带价格提高至市场平均价的两倍，并在广告中高调宣称：“不是每个人都配戴金利来。” 此举引发争议，却奇迹般地激起了上流社会的追捧。当时的香港正值消费阶层上升期，富人群体在寻求“可见的尊贵符号”，金利来正好填补了这一心理空缺。短短一年，销售额翻了三倍，公司走上了快车道。 1974年，他扩大工厂规模，正式推出“金利来男士系列”，涵盖皮带、皮鞋、皮具、衬衫等多个品类，形成男士商务形象一体化方案。广告语“男人的世界”在港九各大公交车、地铁、电视台频频出现，深入人心。 到1980年代末，“金利来”在香港几乎无人不识，门店遍布各大商场。曾宪梓也多次荣登《亚洲周刊》《南华早报》的封面人物，被称为“香港服饰之王”。此时，他的身家已达百亿港元，成为粤籍华商的代表人物之一。 真正让他声名远播全国的，是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行动。1978年底，他是最早一批响应“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 他先后在广州、深圳、梅州等地设厂建校。1983年，他斥资修缮母校梅县中学，并设立“曾宪梓奖学金”；1986年，他在广东开办“金利来工艺学校”，帮助农村青年技能培训。 至2010年，他通过各种渠道累计捐资达11亿人民币，涵盖教育、医疗、扶贫、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国家给了我知识，我只是还债。” 即便在年逾八旬后，他仍不肯歇脚。2018年他被选为北京奥运火炬手，他笑言：“我虽然老，但能走，就要为国家跑一程。”那年他还被评为“感动香港年度人物”。 2019年9月20日，曾宪梓在香港病逝，终年85岁。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未举行奢华葬礼。他在遗嘱中写下：“我的遗产交国家安排使用，不留给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