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李修凯正在街上走着，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赶紧冲过去抱住他：“冉益智，你个大叛徒，快跟我去自首！”
李修凯时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少将副区长。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这时候，街上已有解放军战士在巡逻，一些商店已经开始营业，还留在重庆的李修凯心里十分不安。他想向解放军自首，交代自己的罪行，但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担心遭到清算，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
李修凯想了想，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刘人爵向解放军自首后，得到了优待。他认为，只要他自首后，老老实实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配合解放军，说不定有一线生机。想到这，李修凯就向公安机关自首了。
1949年12月6日，李修凯向公安机关自首。
自首时，李修凯主动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公安机关对他的自首表示欢迎，并提出允许他“立功自赎”。
为了将功折罪，李修凯说了许多军统内幕，还提供了一批特务线索，帮助公安机关挖出了两部电台以及多个特务潜伏组，将潜伏在重庆市区的特务一网打尽。
由于李修凯自首后做出了不少贡献，他可以享受中灶伙食待遇，还恢复了自由。他对此十分感激。
为了报答公安机关，李修凯经常现身说法，劝那些死不悔改的特务乖乖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1949年12月底，李修凯在街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仔细一看，竟是中共大叛徒冉益智。
李修凯知道冉益智的情况，他给重庆的地下党员造成了巨大损失，抓了冉益智，可是大功一件。
想到这，李修凯赶紧冲过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点跟我自首去！”
说完，李修凯直接把他拉到了公安局。
到了公安局，李修凯就把冉益智的经历说了出来。
冉益智原来是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8年4月，因《挺进报》事件，重庆有不少地下党员被捕，冉益智见势不妙，躲到了岳父家里，还给他负责的地下党员发出预警，让他们尽快转移。
然而，到了4月15日，冉益智突然发现，他还没有通知地下党员余永安，于是，他就给余永安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让余永安尽快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可冉益智不知道的是，这时候的余永安已经被捕，还当了叛徒，他向敌人交代了冉益智的身份，敌人认为这是一条大鱼，就利用余永安设计抓捕冉益智。
4月17日，在余永安的配合下，冉益智被捕。
敌人认为，像冉益智这样的大鱼，肯定是硬骨头，他们准备了多种酷刑，正要拷打，没想到冉益智因为害怕，直接投降了。这让负责审讯的特务十分意外。
叛变后，冉益智首先向敌人指认了中共重庆工委书记刘国定，导致刘国定身份暴露，刘国定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也选择当叛徒。这两人一个是工委书记，一个是工委副书记，他们的叛变，对潜伏在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员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向敌人邀功，冉益智带着特务抓到了中共川东地委负责人涂孝文，并对他进行劝降。
在冉益智的威逼利诱下，涂孝文也选择叛变，进而导致包括江姐、李青林、刘国志、陶敬之等越来越多的地下党员被捕，重庆的党组织也遭到巨大破坏。
抓到这些地下党员后，冉益智积极劝降，这些地下党员有不少是冉益智发展入党的，冉益智知道他们的软肋，他的手段，有时候比特务们的酷刑还要管用。
叛变不到三个月，冉益智就出卖了62个同志，而他也因此被国民党保密局授予中校军衔。
从那以后，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的冉益智便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他带着国民党特务四处破坏地下党组织，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给我党造成了巨大损失。
许多被冉益智出卖的地下党员不肯向敌人屈服，被敌人关在了渣滓洞、白公馆，饱受折磨。
后来，这些被关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地下党员，绝大部分都被敌人残忍杀害，只有少部分幸存者。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知道他罪孽深重，而且他和国民党特务不一样，他是叛徒，出卖了很多同志，即便自首，组织上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所以冉益智就不敢自首，他准备在重庆躲一段时间，然后找机会离开重庆，隐姓埋名，只有这样或许才能逃避惩罚。
没想到冉益智遇到了李修凯。
李修凯原来是保密局西南区少将副区长，对冉益智的情况太了解了，他很清楚，抓到冉益智，就是大功一件，为了立功，李修凯冲了过去，抱住了冉益智，把他带回了公安局，还向公安机关说明冉益智的罪行。
公安机关得知冉益智是罪大恶极的叛徒时，立即把他关了起来，并给李修凯记了大功。
审问中，冉益智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1951年2月，冉益智被枪毙。
被枪毙前，冉益智向行刑人员提了一个要求：“我死以后，请将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