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大汉奸万里浪被判处死刑，执法队长将他绑到刑架上，对着四肢各打一枪后，

1946年，大汉奸万里浪被判处死刑，执法队长将他绑到刑架上，对着四肢各打一枪后，又对着他下面的特殊部位来了一枪。 南京雨花台的刑场笼罩在铅灰色的云层下，1946年9月的风带着寒意，吹得围观人群的衣角猎猎作响。万里浪被反绑在松木刑架上，昔日油光锃亮的分头已变得蓬乱，笔挺的西装沾满了呕吐物——这个曾在汪伪政权中叱咤风云的特务头目，此刻正用恐惧的眼神扫视着刑场，试图从人群中找到一丝怜悯。执法队长李建安握着驳壳枪的手青筋暴起，他记得三年前在上海霞飞路，自己的战友被万里浪手下的76号特工用铁丝穿舌吊在电线杆上，此刻枪口的准星正对准汉奸的四肢，每一发子弹都带着血债的回响。 万里浪的叛变之路始于1939年。这个出身江苏吴县书香门第的前军统特工，在上海沦陷后被日伪特务机关盯上。据审讯记录显示，日军特高课用一箱金条和“华中特工总部副主任”的头衔敲开了他的心防，让他从戴笠的部下变成了周佛海的鹰犬。在汪伪政权的“清乡运动”中，他亲自策划了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渗透，仅1942年就有176名新四军干部和300余名群众倒在他的枪口下。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发明了“点天灯”“辣椒水灌子宫”等酷刑，专门用来对付女革命者，连日军宪兵队长冈村都曾在报告中称他“比魔鬼更懂得折磨人”。 刑场的木桌上摆着南京高等法院的判决书，“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赫然在目。当法官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话说，万里浪膝盖一软跪倒在地，哭着哀求“看在戴老板当年的份上留条生路”，却换来台下百姓的怒骂：“汉奸还有脸提戴局长！”这句话像导火索，让压抑已久的愤怒爆发——有人往刑场扔烂菜叶，有人哭喊着“还我儿子”，维持秩序的宪兵不得不举枪示警。李建安知道，这种愤怒正是法律之外的民间审判，每个受害者家属的眼神，都是对汉奸罪行的无声控诉。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最后一枪。李建安调整枪口，对准万里浪的裆部——这个曾在刑讯室里肆意践踏他人尊严的恶魔，此刻在生理与精神的双重阉割中迎来终极审判。枪声过后，刑架下迅速汇聚起一滩血水，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好”声，有位老者当场跪下，朝着刑场方向磕了三个响头。这种超越法律条文的处决方式，暗合了中国传统“罪有应得”的朴素正义观：四肢是助纣为虐的工具，特殊部位的摧毁，则是对其“断子绝孙”的诅咒，让背叛者不仅付出生命代价，更承受绝后的耻辱。 战后审判史料显示，万里浪案是国民政府处理的2.5万件汉奸案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他的罪行清单长达37页，包括组织伪政权、屠杀平民、掠夺物资等12项罪名，仅“掠夺上海民族工业设备”一项，就导致32家工厂倒闭，数千工人失业。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叛变轨迹折射出抗战时期复杂的政治生态——在日伪的威逼利诱下，部分旧政权官员、失意军人选择屈膝投降，形成危害极大的“第五纵队”，他们的破坏力甚至超过正面战场的日军。 处决现场的细节被多家报纸报道，《中央日报》用“汉奸伏法，民心大快”为题，配发了刑架上的特写照片。照片中，万里浪扭曲的面容与胸前的血洞形成强烈冲击，成为那个时代对背叛者的警示符号。据当时在金陵大学任教的美籍教授贝德士记载，许多学生看完报道后表示：“终于明白，当汉奸不仅是道德败坏，更是对整个民族的背叛，必须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正是战后清算汉奸运动的重要成果。 从法律社会学角度审视，万里浪的处决过程暗含着国家正义与民间情绪的共振。国民政府在审判中严格遵循《惩治汉奸条例》，但执法者选择“破坏四肢+摧毁生殖能力”的射击方式，实则是对民间“千刀万剐”诉求的某种妥协。这种超越法定程序的惩处，虽不符合现代司法精神，却在战后特殊语境中具有双重意义：既通过极端方式宣泄了民众积压的仇恨，又以直观的肉体毁灭，让“汉奸不得好死”成为深入人心的集体记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万里浪这样的聪明人终究算错了账。他以为凭借情报能力和政治投机可以在乱世中左右逢源，却低估了民族大义的力量——当他在刑场上承受子弹时，距离日本投降不过一年，曾经投靠的日伪政权早已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钉在耻辱柱上的骂名。他的结局证明，任何试图割裂民族血脉、践踏同胞尊严的背叛者，最终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无论是身体还是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