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徐志摩的月薪已高达600大洋，相当于现在的30万，可依然不够陆小曼挥霍，被逼无奈下，徐志摩多次写信劝说陆小曼：我现在每天都在为钱而感到焦虑，希望你能节省一点开支…
1929年，徐志摩的月薪600大洋，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约是30万元，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已经算是相当高的收入了，徐志摩也不止一次感慨自己生活过得还算体面。
这份收入给了他许多追求理想和享受生活的资本，不仅能够支付日常开销，还能维持他对艺术和文学的追求，理想和现实常常无法和谐共存。
尽管收入可观，徐志摩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宽裕，随着家庭支出的增加，他的经济状况逐渐显现出压力。
陆小曼从小在相对富裕的家庭中长大，过惯了高档的生活，结婚后，的消费欲望并没有因为家庭收入的提升而有所减少，反而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
对于徐志摩来说，陆小曼的消费习惯成了他最难应对的难题，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喜欢过于节俭的人，甚至可以说他非常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但陆小曼的花费让他觉得“家里已经捉襟见肘”。
作为丈夫，徐志摩并没有直接控制家庭财政的能力，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审美标准不同，金钱的矛盾开始凸显。
徐志摩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陆小曼的美丽、才情让他着迷，他认为一切都值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陆小曼的消费不但没有因为徐志摩的收入增加而得到缓解，反而愈发无节制，她对奢侈品的需求几乎不受任何经济条件的限制。
对于徐志摩来说，他的生活重心一直放在创作和追求精神享受上，为了维持文学创作，他不介意在精神世界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面对家庭支出不断增加、妻子日益奢华的生活，徐志摩的内心开始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600大洋的收入实际上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本无法支撑陆小曼的高标准消费。
陆小曼需要一切名牌衣物、上等首饰和极致享受的生活品质，她的消费直接影响了徐志摩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了他们夫妻关系的稳定。
无论是买衣服、买饰品还是参与各种高端社交活动，陆小曼对物质的追求都成为了徐志摩的一项沉重负担。
陆小曼对奢侈生活的热爱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她的消费能力和生活需求似乎没有任何底线，每月500银元的开销，相当于今天2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目。
她不仅仅注重自身外貌和穿着，更多的时间，她花费在了社交和娱乐活动中，每月她都要出席各种高端的舞会、社交活动，买下最新款的礼服，佩戴最精致的首饰，参加上流社会的聚会。
徐志摩并非不懂得享受生活，他有自己对艺术和精神世界的追求，喜欢在文学和学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这些追求和陆小曼的物质欲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剧，陆小曼的高标准生活和徐志摩的理想追求似乎总是处于对立面。
陆小曼的奢华生活还影响到他们的家庭运营，14个佣人、几辆马车、不断增加的高端消费，这些都需要不断地从家庭资金中支出。
徐志摩虽然赚得不错，但支出无底洞的情况让他感到深深的困扰，家庭的财政状况早已呈现出吃紧的状态，但陆小曼依然坚持着她那种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
徐志摩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维持这种生活，他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理想的追求和家庭经济的平衡逐渐难以调和。
每次想要和陆小曼沟通这个问题，往往都被她轻描淡写地带过，自己的奢侈消费已经将整个家庭拖入了困境。
陆小曼的生活方式和徐志摩的期望之间的巨大鸿沟，导致两人在财务问题上的摩擦愈演愈烈，徐志摩的月薪虽然高，但却无法满足陆小曼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面对陆小曼的挥霍，徐志摩的内心并非没有焦虑，徐志摩一开始对妻子的奢华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反感，甚至觉得这样能够展示她的品味和气质。
他不止一次在信中写道：“我现在每天都在为钱而感到焦虑，希望你能节省一点开支。”每当提到这个问题，陆小曼总是轻描淡写地答应，依然不改奢侈生活的习惯。
徐志摩的内心既有无法言说的愤怒，又充满了无奈。虽然陆小曼与自己感情深厚，但她对钱的态度，却让他越来越无所适从。
他不是不愿意花钱，而是觉得家庭的财务平衡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如果不及时制止，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1931年，徐志摩的情绪已彻底失控。在他的一封信中他再一次写道：“我已经无法应对每天因钱而感到的焦虑，我真心希望你能节省一些。”这封信成为了他对陆小曼的最后一次劝说。
徐志摩的生活并非没有解决办法，每次提及节省开支的事，陆小曼总是用各种理由来搪塞，他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她的消费，作为丈夫他只能尽力而为。
陆小曼依然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徐志摩开始感觉到深深的孤独和无力，生活中的经济矛盾，可能永远不会得到解决，而这段婚姻中的矛盾也愈加尖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