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弹劾制度的演进：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弹劾权得到稳固 《孝经·谏诤章》里有云：“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意在阐释敢于进谏的大臣于君主的重要意义。君主本人并不一定要做到文成武德，他甚至可以是昏庸无能的，但却一定要有几个可以信赖的谏臣来匡正他的过失。 春秋时的齐桓公就曾这样问过管仲：自己好色、爱喝酒和打猎会妨碍称霸诸侯吗？管仲则回答这些事都是没有妨碍的，只有不采用贤臣的进言才会妨碍称霸。所以，君主重视言路的畅通，做到兼听则明才是应该掌握的能力。 然而历朝历代的君主，除去开国皇帝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掌握“兼听则明”的能力，后继之君大都“长于深宫，托于妇人之手”，这便是十分容易受到蒙蔽了。 那么，如何让后世的君主也能做到不受蒙蔽呢？这便需要一个专门负责监察内外百官、弹劾不法行为的权利部门，来确保皇帝接收信息渠道的流畅性。东汉的御史台、明清的都察院就是具备这样职能的权利机构。 隋末群雄并起，最后是同样出身“关陇集团”的大隋唐国公李渊夺取了姨夫隋文帝的江山。 李渊作为开国皇帝，自然不必费太多心思在那些御史谏臣身上。直到唐太宗在位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李世民虽然也是在马背上打江山的君主，但却十分重视那些弹劾不法行为的御史和谏官们，他与魏征的“镜子论”更是传为千古美谈。 唐太宗兼听则明、善于纳谏的做法，无疑是给后继之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李治时代，监察部门的权力已经进一步扩大，而御史言官的权力更是在武则天掌权后达到巅峰。 武则天掌握了大唐的最高权力后，政治局面并不是十分的稳定，反对武氏的势力一直蠢蠢欲动。这时女皇便需要扩大御史的职权，增强言官纠察不法，弹劾百官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唐代的御史台开始与隋朝无二，仍旧是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作为部门的主官，其下便是诸多的侍御史。 武则天在改革御史制度时，极大地扩大了御史的编制和监察、弹劾范围，并进一步的强化了御史言官的弹劾权，使御史台官员行使自身职责时更为灵活和具有可操作性。 言官自此之后便已然成为皇帝豢养的“职业文明喷子”，几乎是怼天怼地怼万物的存在。 御史甚至可以直接弹劾当朝的宰相，就连褚遂良这样的托孤重臣也不可幸免的栽在了一个小小的八品监察御史手上。（大唐287年共有15起宰相被弹劾的案件，其中一多半是监察御史发起的，可见御史言官监察、弹劾权力之大） 接着武则天还命人在御史台部门前放置一个“白匦”，向百姓申明：可将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以检举文书的形式放到这个“白匦”，来满足平民投诉、伸冤的需求。 除了京畿附近地区的黎明百姓可以直接申诉外，武娘娘还贴心的想到外地的百姓想要告状的诸多不便，便又直接开了一个“绿色通道”：有进京告状的人，官员不得过问，沿途驿站还要供给马匹，提供五品官员食宿，使他安全的到达。 此外，如果有地位较低的官员想要检举上官，可以直接向武则天汇报，不必征得有关部门的长官的同意。（有些类似于清朝雍正创立的“密折”制度） 经过我们“则天大圣皇帝”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社会风气陡然生变。检举告发之风盛行，下属告发长官、儿子检举父亲的事情屡见不鲜。 朝内外的各级官员也都感到了威慑和恐惧，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不过，因为检举告发的案件中即便经过查证不符实情的话也不会受到惩罚，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诬告成风的负面影响。 不过，总的来说，武则天对御史制度的改革总体上还是呈现出积极的意义。朝廷内外的各级官员众多，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来监督管理，而改革后实行的许多“自下而上”的举措，无疑是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 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必须尽职尽责、恪尽职守并且忠于武周政权，不然便会遭到同事、下属和百姓的弹劾检举。所以，这样的弹劾制度的确立对政治局面逐渐趋于稳定是极为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