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海舰队副司令邓龙翔少将夜值时，发觉烟盒已空，便唤来参谋：“取钱，为我置一盒大前门。”参谋闻言，犹豫问道：“司令，何不品尝上好烟草？”邓副司令回答道：“贫贱之中抽得此烟已知足。” 邓龙翔这人，生在1904年的江西吉安，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就知道日子不好过。1927年，他投身革命，1929年入了共产党，从那以后，一辈子都跟打仗和奉献绑在了一起。早年在红一方面军当过连指导员，后来升到营政委、团政委，跟着队伍熬过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和长征那段苦日子。抗日战争时，他跑去八路军当团政委，打过平型关战役那种硬仗。解放战争又去了东北野战军当师政委，辽沈战役里没少出力。到了1955年，他被授了少将军衔，1960年当上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这履历放谁身上都挺牛，可他愣是没把自己当回事。 邓龙翔这辈子，打仗是真拼，但生活上从不讲究。他出身穷，家里没啥底子，小时候吃饱饭都难，更别提啥享受了。长征那会儿，爬雪山过草地，饿了啃树皮，冷了裹破布，他都挺过来了。苦日子过惯了，他对啥都能凑合。1960年那次值班要“大前门”，不是他装清高，而是真觉得这烟够用了。那年头，“大前门”算不上啥高档货，跟“熊猫”“中华”比差远了，但对邓龙翔来说，能抽一口解乏就行，没必要去追那些贵的。 邓龙翔当上将军后，手里有权有地位，可他从没想过给自己捞点啥。1955年回江西老家探亲，看到村里红军遗属过得艰难，他把身上带的钱全掏了出去，自己空着手回部队。之后每个月工资里挤出一大半寄回去，家里日子紧巴巴，他也没吭声。衣服破了缝缝补补接着穿，旧报纸攒着当手纸用，连孩子都被他管得老老实实，不许浪费。他常挂嘴边一句话：“咱们是共产党人，吃苦在前才对得起老百姓。”这话听着土，可他真这么干了。 同期，有些当官的开始摆谱，住大房子，抽好烟，日子过得滋润。邓龙翔不眼红，也不攀比。他觉得，吃喝享受多了，心就容易歪。他在部队里跟普通士兵一个待遇，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屋，压根不搞特殊化。1960年那次要“大前门”，参谋劝他换好烟，他还说省下来的钱能给基层官兵加点伙食。这不是场面话，他是真这么想的，也是真这么做的。 为啥邓龙翔对一包“大前门”就知足了？这跟他的经历和信念分不开。他打过仗，见过生死，建国后又守着边海，心里装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享受。年轻时啥苦都吃过，到了晚年能抽上烟、干好工作，他觉得这日子已经不赖了。他那句“贫贱之中抽得此烟已知足”，不是矫情，是真心话。对他来说，物质上的东西够用就行，精神上的满足全靠干事业得来的成就感。 再说那时候，1960年国家刚从困难时期缓过来，军队里物资也不宽裕。邓龙翔当副司令，管着北海舰队的战备，知道底下官兵日子也不好过。他要是自己抽好烟、过好日子，心里过不去那道坎。他常说，共产党人得带头吃苦，不能光想着自己舒服。这份知足，不是认命，而是他对自己、对部队的责任感。 邓龙翔这人，从当兵到当将军，再到1976年去世，作风没变过。他去世时才72岁，家里存款就几百块钱，箱子里几件旧军装和一堆泛黄的信纸，连个像样的遗物都没留下。他病房里就一个破搪瓷杯，啥摆设都没有。这要是换别人，可能早住上好房子、攒下好家底了，可他没这么干。部队给他办悼念仪式那天，士兵们站得整整齐齐，没人说话，可谁心里都明白，这位将军真没白活。 他那次要“大前门”的事，后来传开了，大家伙儿听着都挺感慨。一个少将，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简单，还老想着别人，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那包“大前门”不光是烟，更是邓龙翔一辈子清廉和知足的写照。他不是不想抽好烟，是压根没把这当回事。比起个人享受，他更在乎部队的纪律、国家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