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收治了一名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年轻姑娘，她喝下一整瓶敌敌畏，被发现时口吐白沫瘫倒在玉米地边。急救车的警笛声划破闷热的夜空，监护仪尖锐的报警声中，我看见她指甲缝里还沾着泥土，碎花裙上洇着农药刺鼻的气味。 洗胃管插入时，她突然剧烈挣扎，含混地喊着“别救我”。同来的母亲扑通跪地，枯瘦的手死死攥住我的白大褂：“大夫，求求您，她才二十岁……”这个被生活压弯脊梁的农妇，此刻哭出了声。原来姑娘为了给弟弟凑大学学费，被迫嫁给邻村跛脚的老男人，新婚第三天就吞了农药。 抢救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阿托品反复注射，血液灌流机昼夜运转，我们与死神展开拉锯战。凌晨四点，她终于睁开眼睛，却又迅速闭上，泪水顺着鬓角流进潮湿的枕头。后来的日子里，她在病房沉默如雕塑，直到某天母亲颤巍巍端来一碗南瓜粥，轻声说：“咱不嫁了，妈养你。 出院那天，姑娘回头望了眼住院部大楼，晨光为她的身影镀上金边。我不知道这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年轻生命，最终是否挣脱了命运的枷锁，但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夜，永远提醒着我：医生拯救的不仅是垂危的身体，更是濒临破碎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