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蒋介石拍案而起，把一份情报报告甩在桌上，指着戴笠说：“写这种东西，有什么意思？”一旁的毛人凤站着，没说话。他心里明白，这是个机会，他在等的，就是这一天。 戴笠，那时候在军统如日中天，情报网遍布全国，手底下特务几千人，说一句“情报之王”不过分。 但他的问题也多，汇报事情，总爱铺陈细节，讲行动、讲过程、讲自己怎么调人、布线、盯梢。 蒋介石最烦这些，他要的是结论，是态度，是政治判断，戴笠写报告，越写越长，越写越像流水账，蒋批过好几次，说他“不知轻重，动辄千言”。 毛人凤不一样，他最早是戴笠的秘书，整天跟着抄报告、过情报，时间久了，他发现一个道道：同样的信息，只要换种说法，效果就不一样。 于是他做了调整，先写结论，再列数据，最后加上表态。 比如有一次汇报重庆轰炸情况，戴笠一口气交了两百多份电文，密密麻麻一叠纸。 毛人凤删来删去，做成一页纸：死伤人数、房屋损毁、民众情绪波动指数，再加一句“请领袖示下，拟遵指令展开安抚及布防”，蒋看了，点点头，说：“好，有条理。” 事情就从这开始变了，毛人凤汇报的机会越来越多，戴笠有时候连报告递不上去。 那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急着要知道共产党渗透情况，毛人凤第一时间送上分析，言辞犀利，直言“敌情复杂，必须贯彻反共方针”，全篇四百字。蒋批示：“此风可用。” 戴笠并不是没察觉，他跟身边人讲：“毛这小子，越来越懂得迎合上意。”可他没办法，毛人凤的做法恰好踩中了蒋介石的脾气。 更要命的是，毛人凤还懂得分寸，蒋面前，他讲重点；戴笠面前，他不抢功，可真正的精华，他是递给蒋的。 毛人凤还有一招“安全机制”，他常做两份报告，一份简版送蒋，一份详细版给戴笠。 这样既避免得罪领导，又能让蒋觉得他办事利落，懂分寸。 像1944年豫湘桂会战，战况吃紧，戴笠送了一堆前线报告，毛人凤只写了四个字：“局部失利”。蒋一看，皱了下眉，又笑着说：“还能稳。” 戴笠的问题，还不止在报告，他太相信自己的情报网，常常把个人判断当作战略建议。 1942年他在上海布线，特务抓人动作大，引起当地震动。他的报告里，详细记录了怎么跟地下党周旋，哪一夜抓了几人，怎么突围。 这些对蒋来说，意义不大，他关心的是“共产党是否控制了城市宣传口”、“我方情报是否遭渗透”，戴笠写不到点上，毛人凤却专挑这类角度下手。 1943年，戴笠建议扩编军统，想拉更多人进来，毛人凤不声不响写了篇报告，题目叫《特务系统扩编潜在风险分析》，指出扩编可能导致“情报质量下降”、“人员忠诚度不足”、“机构臃肿”。蒋介石一看，按下了扩编的事。 其实蒋介石早就起了防范心，他用人讲权术，不能让一个人独大，戴笠能力强，但也越来越有“尾大不掉”之势。 毛人凤正好可以压一压，1942年底，蒋批准毛人凤参与核心会议，有些情报不再走戴笠那一条线。 1945年戴笠再次失算，他送上来的《中共渗透报告》，对毛泽东几乎没提，只讲了一些基层动向。 蒋介石看了，不满意，隔天毛人凤补了一份“补充简报”，其中一句话写道：“毛氏言辞犀利，文章煽动性强，易煽惑人心。”蒋看到这句，拍桌：“就这句话，值得研究。” 最致命的是蒋后来回头看了戴笠1942年的一份旧报告，那份本该说明中共掌握晋察冀根据地全面情况的情报，竟然轻描淡写，蒋怒不可遏，日记里写下：“误我多年！”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飞机失事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不管怎样，毛人凤抓住了机会。 他第一时间控制了军统内部几大部门，联络“江山帮”高层，把人事大动了一番。 他翻出了戴笠过去的报告，专挑疏漏处做整肃，说是“肃清军统积弊”。 1947年，毛人凤接任保密局局长，蒋介石在任命书上亲笔写：“可任大事。” 毛人凤上任后，迅速建立了标准化报告制度，凡是报告都要经过“核心结论、数据支持、政治表态”三步走，报告长度也做了硬性规定，不超过1500字。 对比戴笠时期，一份报告动辄三千字，毛人凤手下人写报告必须控制在一页纸内。 谁多写，就退回来重写。政治表态成了硬指标，不表态，就算内容再准也不能过关。 毛人凤说：“我们是为领袖写，不是为自己写。” 有个保密局旧部后来回忆：“毛处长写报告，永远不说‘我建议’，只说‘根据领袖旨意’。” 这句话，道出了毛人凤上位的秘密，不是看你知道多少，而是看你怎么说。 蒋介石到晚年，越来越重视报告的“态度”，他常说一句话：“特务之能，不在捕共，而在知我。”毛人凤抓住了这个“知我”。 他知道蒋想听什么，就写什么；他知道什么不能讲，就藏起来。 戴笠死后，有人说他是死在飞机上，有人说是死在报告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