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朱安去世前，留下了一纸契约，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周海婴，房子、藏书、稿件、版税。 可换来一句“我们不熟”，一句话，冷得像刀子，让这个老女人的晚景显得更凉。 她是鲁迅的原配，也是从未进过洞房的“合法”妻子，鲁迅活着的时候，对她避而不见；死了之后，她也没能和他合葬。 她留下了全部财产给鲁迅的儿子，却换不来一个“母亲”的称呼，说到底，这不是两个人的纠纷，是几代人、几套价值观的正面对撞。 朱安是在1946年冬天立的“赠与契约”，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把她在北平西三条的宅子、鲁迅留下来的书和文稿，还有出版权，全都交给周海婴处理，还附了一条——“生养死葬一切费用由周海婴负责”。 这句话看起来像是一个嘱托，其实也是她最后一次期待这个“名义上的儿子”能像个亲人一样送她最后一程。 可周海婴从来没把她当亲人，在他写给自己母亲许广平的信里说得很直白：“朱安女士虽为父亲元配，但母亲只有您一人。”朱安，是“女士”，不是娘。 在1980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里，他还是这么叫，这也惹出了不少争议，有人说他凉薄，有人说他理性。 要说朱安一辈子什么都没争，但还是惦记着这个“儿子”，哪怕鲁迅早不和她说话，她还是一年到头腌鱼做腊肠寄过去，只因为周海婴是鲁迅的孩子，是“她们家的香火”。 周海婴这一边，压根没觉得有什么香火，他接受了遗产，也按照法律流程办了，但从没承认这段亲情。 他心里装的只有许广平，那是他从小喊“妈妈”的人，对朱安，他有距离，他不是说朱安坏，也不是怪她什么，就是不认。 哪怕朱安一个人守着空房子几十年，没人理，她想卖点鲁迅的藏书换点钱，许广平都让律师出面，说这些东西是儿子的，朱安不能动。 生活费是有的，一个月几十块，够吃够用，但她不能去上海，不能见周海婴，这是许广平定下的规矩。 朱安也想过要和鲁迅合葬，她是正妻，这么做也讲得通，但许广平不同意，她说鲁迅生前反对封建制度，这样合葬太讽刺。 朱安死后，被葬在北京保福寺，墓没有碑，连名字也没有，只陪了一个鲁迅的水烟袋。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站在许广平这一边。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就一直每月给朱安寄钱，还称她“嫂子”，他说朱安是旧时代的典范，是个善良又忍让的女人。 他支持她和鲁迅合葬，说这样才算圆满，但这事也让周海婴不高兴了，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明明白白：“应将朱安供养起来，这才是正理。”可真轮到自己，他也没管得上。 这家人就这样，明明有血缘关系，但比陌生人还客气。 谁也不想跟谁多说一句，鲁迅走得早，留下的不是遗产，而是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许广平有她的打算，她不愿意朱安出现在鲁迅身边，不光是因为朱安是“封建妻子”，更是为了周海婴的身份清晰。 她要让所有人知道，鲁迅的家只有她和她儿子，这一点，她管得特别严。 她寄生活费给朱安，但从不让他们有联系，朱安想见周海婴，没戏，许广平就是这家大门口的门神，谁也别想越线。 朱安自己可能心里也明白，她是那个“被时代遗忘的人”，鲁迅从来没在文章里提过她的名字，不是遗忘，是刻意。 她不识字，不写文章，不参加新文化运动，她就是个活在上一个朝代的人。 嫁给鲁迅时她26岁，鲁迅21岁，她信“女大三抱金砖”，她守着老规矩。可鲁迅不是个守规矩的人。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朱安想过平凡日子，鲁迅要改造社会，她一辈子都没真正成为那个家的女主人，最后也没成为真正的母亲。 但她还是把所有都给了周海婴，可能是心里那点执念，也可能是她觉得自己没有别的人了。 她没有子女，也没有亲戚，连鲁迅的家人都不怎么认她，她把财产交出去，像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了出去。 有学者说，周海婴这种做法是理性，是尊重亲情的界限。 比如范曾就说，他这是在维护亲妈许广平的尊严，可也有人觉得他太冷血。 林贤治说，这反映了新旧文化冲突下的残酷，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不认她的现代人身上。 后来那座西三条的老房子成了鲁迅故居纪念馆，每年来参观的人超过50万，朱安当年送出去的东西，现在成了国家文物。 周海婴留下的那些鲁迅手稿和物品，也成了上海鲁迅纪念馆里的宝贝，估价上亿，但这些东西的主人朱安，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她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属于一个家庭，她守着那个空壳一样的婚姻几十年，直到临终才把遗产交出去，想留下一点痕迹。 但别人记得的，是鲁迅，是许广平，是周海婴，很少有人再提她。 可她的故事，没有那么轻描淡写就能说完，她不是谁的附属，也不是谁的背景。 她活在夹缝中，却把最后的选择留给了那个“不熟”的“儿子”。 说到底，她做的决定不只是情感，而是一种对过去时代的执念和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