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经历了一次关键的事件，抄家行动，这不仅是一次物资的抢夺，更是一次对地方军阀王家烈及其财富的精准打击。 王家烈，这个贵州的军阀，在遵义拥有着大量储备的粮食和物资，而红军则正面临着严重的物资短缺。 那时，红军的前线部队急需粮草补给，而王家烈的豪宅里藏有足够的资源，正是这一行动，改变了红军的命运，给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帮助他们躲避了追兵的围堵。 红军进入遵义后，几乎是毫无准备的，许多战士的背包里什么都没有，后勤补给几乎中断。 红军的指挥官和后勤部门已经多次发出紧急请求，希望能够得到足够的粮食和弹药。 而此时，遵义城南门附近的一座豪宅，成了红军眼中的“金矿”。 这座豪宅属于地方军阀王家烈，他的家族积累了大量的物资。 1月18日，王家烈的家成为了红军的目标，王稼祥指挥着红军第13团，趁天还未亮，开始了这次抄家行动。 根据《王稼祥回忆录》记载，这次抄家行动的执行者是红军总政治部的王稼祥，他带领第13团前往王家烈的府邸“王公馆”。 从《王家烈宅邸搜查记录》来看，抄家时，红军不仅找到了小麦、稻米等重要粮食物资，还包括了猪油、腌菜等生活必需品。 这些物资的总量相当可观：小麦1200石，大米800担，还有几百桶猪油，足以让红军的前线部队持续生存下来。 王家烈原本是贵州的地方军阀之一，控制着遵义一带。 根据《贵州省军政档案》中的记载，他的部队装备精良，拥有大量的储备粮和物资。 红军当时的困境，不单是因为敌人多、战线长，更因为物资的极度短缺。 根据《红军后勤统计表》中的数据，红军每天需要20万斤粮食来维持部队的基本运转，而消耗的弹药也是惊人的：步枪弹每日消耗5万发，如此巨大的缺口，让红军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 这次抄家行动，不仅解决了部分物资问题，还为红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根据《红军后勤报告》显示，经过分配，前线部队得到了60%的物资，剩下的25%分给了伤员医院，而15%则用来救济当地的贫苦群众。 通过这一系列的补给，红军的前线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甚至让他们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减少了追击敌军的压力。 事实上，王家烈的财富积累并不单纯是粮食和物资这么简单。 根据《红军物资接收清单》显示，王家烈府邸中不仅存有粮食，还有大量棉布、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红军通过这次抄家行动，获得了不仅仅是战斗所需的物资，还得到了对长期困扰的后勤问题的缓解。 对于红军来说，能够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获得这些物资，无疑是一次生命线的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烈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并没有抵抗，而是选择了放弃。 据《贵州军阀年谱》中的记录，王家烈的部队在1月20日就集体叛逃了。 这一决定，不仅显示了王家烈的软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红军的影响力。 红军的这一行动，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力量，为日后的行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但是，红军的这次行动也并非没有争议，许多历史学者和地方研究人员对于王家烈家中粮食数量提出了质疑。 例如，1998年出版的《长征后勤研究》一书中指出，实际粮食的储备量并没有那么多，仅为500石。 而在2012年出版的《遵义会议口述史》一书中，红军战士张明则回忆称，王家烈家中的粮食量至少有2000石之多。 虽然数据有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红军通过这次行动获得了必需的资源，为长征的后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红军的这一抄家行动，也让当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短期改善。 根据《红色标语档案》记载，当时遵义的苏维埃政府曾发布标语称：“红军得黔军之财，救百姓之饥。”这一标语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红军的民众支持基础。 尽管这次行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物资，但红军的这一举措却有效缓解了当地民众的困境，也为红军的战略布局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总体来看，红军在遵义的这次抄家行动，是一次典型的战略补给战术。 虽然这场行动涉及到了对地方军阀财富的掠夺，但从红军的战略角度来看，这却是一次必不可少的“非常手段”。 通过这次精准的打击，红军成功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并获得了足够的时间来调整部队的作战部署。 尽管具体的粮食和物资数量存在争议，但这场抄家行动无疑成为了红军突破困境、继续长征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