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卢汉接蒋介石密杀令，他添了一笔救下200人，密令成废纸！ 一封特殊的电报，在1949年9月的一个下午，摆在了＂云南王＂卢汉的案头。他一脸纠结地盯着那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蒋介石亲笔批的八个大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这份电报看似普通，却包含了一个残酷的命令——处决在昆明＂九九整肃＂中被捕的九十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卢汉叹了口气，把电报放在桌上，陷入了沉思。此时的中国，大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在三大战役后已节节胜利，新中国成立已是指日可待。而作为云南的实际统治者，卢汉此刻的选择将影响整个西南地区的命运。 回想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卢汉作为从护国运动一路走来的爱国将领，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经历过枪林弹雨，从一名小卒成长为＂云南王＂。他见证了日军侵华，也亲历了台儿庄血战，更是在1945年亲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这些年来，他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表面道貌岸然，却在日本投降后挑起内战，不顾百姓死活，只想构筑自己的＂蒋家王朝＂。 其实早在1949年2月，卢汉就已秘密联系了地下党杨青田，约定在8月共同起义，实现云南和平解放。但天不遂人愿，8月15日，香港报纸传出了惊人消息：云南受龙云策动，要谋划起义！尽管报道中错把卢汉写成了他的表哥龙云，但足以引起蒋介石的警觉。 蒋介石急忙把卢汉召到重庆开会。临行前，卢汉对心腹龙泽汇交代：＂万一我被蒋先生扣押回不来了，是死是活你们都不要管，直接起义！＂ 出乎卢汉意料的是，到达重庆后，蒋介石并未软禁他，反而热情招待。两个老狐狸在酒席上相谈甚欢，推杯换盏，丝毫看不出刀光剑影。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视云南，是因为云南位于云贵高原，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他构建＂大西南基地＂的理想之地。但蒋介石心里清楚，卢汉已不是从前的心腹了。所以他在送走卢汉后，立即与心腹定下＂九九整肃＂毒计，派毛人凤带特务去昆明，名义上是肃清＂反动分子＂，实则是监视卢汉，并在昆明大肆抓捕共产党员。 1949年9月9日，一场惊天大抓捕在昆明展开。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抓，其中要求枪决的多达二百多人。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逼卢汉做出选择，只要他手上沾上一点共产党人的血，就将彻底失去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 蒋介石的密杀令如同一把悬在卢汉头顶的利剑，逼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抉择。面对＂情有可原，罪无可逭＂这八个字，卢汉心急如焚，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四百多人被处决，尤其其中包括杨青田等共产党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 卢汉首先采取的是拖延战术。他找来亲信刘汉章，军法处的中校军官，向他寻求建议。刘汉章献上＂拖字诀＂：将名单压下，按照规矩办事，能拖则拖。卢汉随即给蒋介石发电报，申请将案子交给军法处处置，并特意提出需要五人会审，请蒋介石派三人来协助审判。 蒋介石见卢汉还算配合，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命毛人凤前去云南交涉，并派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军法处处长陆坚如、上校军法官阎仲铎和云南保密站沈醉参与军法会审。在人数上，蒋介石占了优势，云南方面只有两个名额。 但卢汉也早有打算。他抓住毛人凤离开昆明的空隙，立即宣布由自己的心腹杨振兴担任军事法庭审判长，刘汉章任主办军法官。这两人都是卢汉的亲信，对蒋介石早已不满。接着，刘汉章又暗中收买了陆坚如和阎仲铎，只剩下沈醉一人，已不足为惧。 审判一轮又一轮地进行，被释放的人越来越多，名单也越来越短，最终缩减到九十多人。眼看卢汉明目张胆地干涉审判，沈醉坐不住了，他来昆明是为了立功，不是陪卢汉磨叽的。于是，沈醉向蒋介石发电报，请示如何处理这些人。 蒋介石回复：＂情有可原，罪无可逭！＂但他没有把密令发给沈醉，而是直接发到昆明政府，明显是想给卢汉一个无法逃避的责任。 面对这封迫在眉睫的密杀令，卢汉陷入两难：如果下令处决这些人，就再无回头路，只能与蒋介石绑在一条船上；如果不执行，就等于立刻与蒋介石决裂，后果难料。 就在卢汉焦急万分之际，一个灵光乍现。他想起了一位高人——李根源。这位清末金榜题名的学者，曾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在云南办学，其中一位得意门生就是朱德。 卢汉怀着虔诚的心前去拜访李根源，将密杀令交给他看。李根源看后微微一笑，拿起笔在电报上轻轻一勾，将八字顺序颠倒了过来：＂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一字未改，意思却截然相反——虽然这些人有罪，但是可以原谅的！ 卢汉大喜过望，立即命人将这份＂调整＂后的电报送到电讯处，要求他们重新翻译后交给沈醉。沈醉收到后十分困惑，但没敢多问，只好继续拖延处置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