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途经昆明，遇到了初恋女友张若名，他轻声地问道：“多年不见，愿回北京工作吗？” 张若名1902年出生在河北清苑县温仁村，家里条件不错，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父亲还在官府干过事，家里书多得能堆满屋子。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娶了二房，母亲地位一落千丈，家里天天吵架，小小年纪的张若名看在眼里，攥紧了拳头，心里憋着一股劲。1916年，她考进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成绩拔尖。在那儿，她认识了邓颖超，两人关系好得像姐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若名彻底被点燃了。她跟着邓颖超、郭隆真等人走上天津街头，手举旗帜喊口号，还帮着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同年9月，她又跟周恩来等人凑在一块儿，搞了个觉悟社，把天津的爱国热情彻底烧了起来。那时候的她，年轻气盛，满脑子想着救国。 1920年1月，反动军警抓了请愿的学生代表，张若名和周恩来没退缩，带着上千学生冲到省公署递请愿书。她站在队伍前面，跟官员争得脸红脖子粗，可最后还是被抓了。狱里条件差得要命，阴冷潮湿，她跟周恩来等人挤在一块儿，硬是熬了过去。到了7月，邓颖超她们跑前跑后，总算把人捞了出来。 出狱后，家里逼她嫁人，张若名死活不干，直接推了酒杯，跟父亲翻脸。周恩来帮她回了天津，11月，她又跟他一起坐船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她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整天泡在书里，笔记本上全是法语笔记。可到了1924年，她突然退出了共产党，一个人走在巴黎街头，雨水打湿了衣服，也没人知道她心里咋想的。 1930年，张若名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之后跟杨堃结了婚。1948年，他们一块儿去了云南大学教书。她站讲台教文学，学生们都爱听，她也挺满足。1955年4月，周恩来路过昆明，特意来看她和杨堃。那天上午，云南大学门口绿树成荫，他一下车就跟张若名握手，聊了几句家常。后来，他们仨找了个小餐馆吃饭，周恩来问起她在云南的日子，还提到邓颖超托他问好。聊着聊着，他突然问：“愿不愿意回北京工作？”张若名想了一会儿，淡淡地说，她习惯了云南的生活，学校也需要她。周恩来没多劝，点点头说：“那就留下来，好好干。” 这次见面不简单。周恩来那句“愿回北京工作吗”，听着像邀请，其实更像一次告别。他知道张若名已经选了自己的路，从革命青年变成了学者，人生轨迹早就跟当年不一样了。两人聊起过去，手抄传单、街头奔走的日子还历历在目，可现在，他们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是大学教授，身份不同，心境也变了。这次重逢，既是老朋友的叙旧，也是对过去的一种交代。 1955年之后，张若名继续在云南大学教书。云南解放后，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参与地方建设，还几次申请入党，可都没批下来。她跟杨堃在家常看报纸，一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消息，就指着报刊聊上半天。可到了1958年，反右运动来了，她被划成右派，会议上挨批斗，低着头站台上，手里攥着钢笔。那年6月18日，她一个人走到昆明郊外的一片湖边，走进了水里，就再没回来，56岁走了。噩耗传开，学校里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她走后，儿子受不了打击，翻着她留下的书和笔记，没多久也自杀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邓颖超整理遗物时翻出一张旧照片，上面有年轻时的张若名跟他们站在一起。1980年，邓颖超推动下，张若名被平反，学校开了追悼会，讲台上放着她的遗像和一束白花。 张若名这一生，太不平凡了。从富家女到革命青年，再到学者教授，每一步都在做选择。1924年退出共产党，1955年拒绝回北京，她选的路都不容易，却都带着她的坚持。她跟周恩来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的光和影。革命时他们并肩作战，后来各自奔东西，1955年的重逢，是缘分，也是终点。 她拒绝北京的工作，可能是不想再卷进政治，也可能是觉得自己更适合教书育人。可惜，时代没放过她，反右运动把她推向了绝路。她用生命画了个句号，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让人叹息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