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70年代，“赤脚医生”李兰娟被乡亲们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学习时，站在学校的大门前，留下的一张罕见老照片，那一年她只有二十多岁，看起来非常的青涩。 李兰娟，1947年9月13日生在浙江绍兴柯桥区夏履镇夏履桥村。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农村日子苦得让人喘不过气。她家穷得叮当响，屋里几件破木家具，灶台上常年是粗粮糊糊。父亲因眼疾没法干重活，母亲靠上山摘野菜换点钱，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家里虽穷，父母却咬牙让她读书，母亲常在油灯下给她缝补衣服，针脚密密实实，只盼她能多念点书，走出去。 小时候，李兰娟每天得早起，背着布书包，走几里山路去村小上学。路不好走，杂草丛里露水多，她裤脚常湿漉漉的，但她从不抱怨。课堂上，她坐在靠窗的位子，手里攥着短得握不住的铅笔，抄写板书时手都酸了。放学后，她得帮家里挑水劈柴，干完活就蹲在门槛上翻课本，借着月光小声念书。乡邻们都说，这丫头倔强得很，像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上了高中，她更刻苦了。教室里，她笔记摞得齐齐整整，老师讲课时她眼睛都不眨一下。下课了，别人跑出去玩，她还捧着书啃。中午没啥好吃的，就啃点带来的干粮，喝口凉水，继续看书。学校远，她得住校，衣服破了就自己补，老师看她用功，常把旧书借给她，她接过来跟宝贝似的。乡里人提起她，都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 1968年，高中毕业后，李兰娟没闲着，响应号召去乡下当“赤脚医生”。她收拾了个布包，带上几件衣服和一本破医书，就去了村里。医疗站条件差得不行，一张桌子几把凳子，药箱里就点碘酒和纱布。她每天挎着药箱，走在田埂上，给村民看病。有的老乡腿伤化脓，她就蹲着清理伤口，汗水滴下来也不歇。晚上，她点着煤油灯翻医书，学点基础知识，慢慢地，村里人都信她，觉得她靠得住。 她在村里的付出没白费。乡亲们看她手脚麻利、心眼好，常在田间地头夸她。时间长了，大家觉得她不该一辈子窝在村里，得出去闯闯。村里老支书也找上门，说她该有更大的舞台。这话在她心里埋了种子，她开始琢磨着学医，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上学对她家来说是天方夜谭。 关键时候，乡亲们站出来了。那天，村里人聚在晒谷场，有人拿来半篮子鸡蛋，有人掏出几毛钱，还有人扛来一小袋玉米粒。东西不多，但全是心意。村干部也帮她写了推荐信，送到公社，争取上学的名额。她坐在院子里，看着母亲挖来的几根红薯，心里暖得不行，暗下决心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1970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她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读书。她收拾了个小木箱，塞了旧衣服和一双布鞋，坐上长途汽车去了杭州。车颠簸在土路上，窗外村庄越来越远，城市轮廓渐渐清晰。到了学校，她站在校门口，抬头看那块“浙江医科大学”的牌子，阳光刺眼，她心里却亮堂堂的。拍照那天，她被同学拉到校门前，低头整理了下衣襟，快门一响，那张老照片就留下了她青涩的模样。 大学里，她拼了命地学。课堂上，她笔记写得满满当当，课后钻图书馆，桌前书堆得老高，手边放着搪瓷杯。她还常背着药箱去附近村里义诊，风吹得头发乱糟糟，她也不管，一心扑在病人身上。毕业后，她没停下脚步，继续钻研传染病学。医院里，她白天查房，晚上看书，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实验室里，她盯着显微镜，手指调整旋钮，观察病毒样本，忙得脚不沾地。 后来，她在传染病领域闯出了名堂。每次疫情来，她都冲在前头。有一回疫情急，她连夜赶到现场，桌上摊满数据，手握红笔圈重点，和同事商量对策。病房里，她穿着防护服，查看记录，忙得顾不上休息。她冷静又专业，团队和患者都靠她稳住阵脚。多年后，她成了传染病学的大专家，为公共卫生立下汗马功劳。 晚年，她还是没闲着。一次紧急疫情，她不顾疲惫赶往前线，手里攥着报告，车窗外夜黑得深沉。到了现场，她一头扎进实验室，彻夜核对结果。她的付出大家看在眼里，名字传得越来越响。回看她这一路，从乡下“赤脚医生”到医学顶尖人物，她靠的是实打实的努力。那张70年代的老照片，不只是个纪念，更是她奋斗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