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村里有一个女的，四十多岁了，老公在生产队里看麦场，夜晚暴毙在了麦场中，一个寡妇家，上有年迈的公爹公婆，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的，女儿在上初中，两个儿子在上小学，在那个挣工份的年代，生活压力可想可知，村里好多人都劝她重新嫁人。
七十年代的月光很清，照在寡妇家的土墙上像撒了把盐。她蹲在灶台前烧火，火星子映着她眼角的皱纹，锅里的红薯粥咕嘟咕嘟响，两个儿子趴在炕沿上啃窝头，小女儿借着煤油灯写作业，笔尖在纸上划出细响。公公咳嗽着从里屋出来，她连忙起身扶他坐下，顺手把自己碗里的红薯块拨给老人。 村里说媒的王婶又来了，坐在堂屋的槐木椅上直叹气："他嫂子，你才四十出头，总不能守着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过一辈子啊。西头老李家的二小子，去年刚死了媳妇......"她往灶里添了把柴火，火星子溅出来烫了手背，却像没知觉似的："婶，孩子们还小，我走了他们咋办？"王婶走时，她站在门口望着漫天星斗，想起男人猝死那晚，麦场上的月光也是这么白，白得像孝布。 转年开春，公社办起了缝纫班，她咬咬牙报了名。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一大家子做饭，然后踩着露水去镇上学习。针头扎破了手指，她就把布条缠在指节上接着缝；老师讲的公式记不住，她就趁午休躲在仓库里抄在烟盒纸上。小女儿把省下的作业本送给她："妈，你用这个记。"她摸着女儿泛黄的课本，忽然想起自己当年也是班里的尖子生，却为了供弟弟读书早早辍学。 三个月后，她在自家西厢房支起了缝纫机。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抱着布料来做衣裳，她量尺寸时总是弯着腰，怕自己粗糙的手指刮到布料。有次给人做结婚的红棉袄，新郎官喝多了酒，醉醺醺地说："寡妇手巧，不如给自个儿也做件嫁衣？"她手一抖，针尖戳进拇指，血珠滴在红布上像朵小花开了。那天晚上，她对着镜子给自己缝纽扣，忽然发现鬓角又添了几根白发。 大儿考上高中那年，她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卖了，给孩子买了身新衣裳。儿子摸着布料上细密的针脚："妈，你别总给别人做衣服，自己也买块花布吧。"她笑着拍他的头："妈不爱穿花的。"转身却把儿子穿旧的蓝布衫改了改，套在自己身上。镇上的供销社来了新布料，她摸了又摸，最后买了两尺红布，给小女儿做了条围巾。 小女儿出嫁那天，她躲在厨房里抹眼泪。女婿来接亲时，她把一个红布包塞进女儿手里："这是你从小到大的成绩单，还有......"她声音哽咽，"你爹走那年，我偷偷给他缝的鞋垫。"女儿打开包，看见鞋垫上用金线绣着"平安"二字，针脚间还夹着几根白发。 两个儿子陆续成家后，她把土屋让给孙子住，自己搬到了东厢房。屋里摆着男人的遗像，旁边是她用缝纫机赚的钱买的收音机。每天傍晚，她坐在门槛上听评书，怀里抱着不知给谁做的小棉袄。邻居劝她歇着，她却把老花镜往上推推："趁着眼还看得见，多做些，孩子们总有需要的时候。" 八十年代末，村里通了电，她的缝纫机换成了电动的。有天孙子指着她鬓角的白发："奶奶，你头发白了。"她笑着摸他的头："白就白吧，奶奶这辈子，把该缝的都缝好了。"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缝纫机上，那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零件，曾缝补过破碎的衣襟，缝补过贫寒的日子，也缝补过一个女人心中千疮百孔的春天。 如今她坐在堂屋的藤椅上，膝头放着未完工的虎头鞋。门外的石榴树开花了，红得像当年那滴在红布上的血珠。孙子们在院子里追跑，笑声惊飞了檐下的燕子。她望着天上的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那个麦场，男人倒下时手里还攥着赶夜露的竹扫帚。原来有些路，走着走着就走成了一生；有些缝补，补着补着就补出了岁月的暖。 她颤巍巍地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件花衬衫——那是小女儿去年买给她的，一直舍不得穿。对着镜子扣好纽扣，阳光落在衣领上，把褪色的牡丹照得格外鲜艳。院子里的石榴花又落了一朵，她弯腰捡起来，夹进了那本早已泛黄的缝纫手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