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天，钱瑛受中央安排到甘肃考察，从张掖地区考察完毕，前往高台县的路上，司机迷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到了地方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夹边沟劳教场。
1960年的中国啊，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饥荒加上寒冬，整个国家跟被霜打了似的，蔫儿吧唧的。老百姓私下里都嘀咕：“老天爷发难咱不怕，怕的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汽车碾过结冰的土路，“咯吱咯吱”的声响混着寒风呼啸。钱瑛掀起车窗一角，远远望见几间歪歪扭扭的土坯房，烟囱里飘出的烟像是被抽走了魂魄，有气无力地散在灰扑扑的天幕下。等车停稳，一股说不出的怪味扑面而来——是腐烂的草根混着血腥气，直往人鼻子里钻。 劳教场的负责人慌慌张张跑来迎接，脸上堆着笑，却掩不住眼底的慌张。钱瑛没多寒暄，抬脚就往营房走。掀开破旧的草帘子，眼前的景象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十几个人蜷在土炕上，身上裹着破布，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得能装下鸡蛋。有个年轻人想撑着坐起来，手抖得厉害，“扑通”又栽回炕上。 “粮食呢？”钱瑛声音发颤。负责人支支吾吾：“最近收成不好，只能……只能让他们挖野菜充饥。”角落里突然传来一声呜咽，一个老汉挣扎着爬过来，抓住钱瑛的衣角：“同志，给口吃的吧……我儿子昨天夜里……”话没说完，眼泪混着鼻涕淌下来。钱瑛蹲下身，轻轻拍着老汉的手，摸到的全是骨头，心里像被钝刀子割着。 她在劳教场转了整整三天，看到有人在啃树皮，指甲缝里嵌满泥土；看到孩子们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还看到病得走不动路的人，被拖到废弃的窑洞里等死。临走前，钱瑛把随身带的干粮全留了下来，握着劳教人员粗糙的手，喉咙发紧：“坚持住，我一定把这里的情况上报。” 回到北京，钱瑛连夜写报告，字字泣血。她质问：“劳教场不是法外之地，为什么在饥荒年代，这里的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被剥夺？”这份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随后展开调查和整改。
但那段在夹边沟的所见所闻，成了钱瑛心里永远的痛，也让后人看到，在特殊历史时期，人性的光辉与黑暗如何激烈碰撞。当集体的苦难降临时，个体的挣扎与坚守，不该被岁月的尘埃掩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