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黄杰带领国民党败兵逃入越南，却不想被法国人欺骗，上万抗日士兵被关进集中营，不久后，桂系残兵上万人也逃入越南，谁料法军故技重施…… 根据法国驻越北司令部的协议，黄杰部需以500人为单位分批缴械，由法军护送至海防港再转赴台湾。 1949年12月13日，当最后一批士兵在爱店交出武器后，法军突然变卦。黄杰被专机“接往河内商谈”，实则软禁于洋楼；官兵则被押送至芒街矿区，关入铁丝网围起的露天营地。 这里没有营房，士兵只能砍木割草搭建草棚，每日仅获四两大米果腹，溪水浑浊引发痢疾，尸体腐臭终日不散，法军巡逻队频繁搜刮银元手表，反抗者遭断粮惩罚，三个月内死亡逾千人。 1950年初，另一支万人规模的桂系残部逃至越北，指挥官张泽湘、徐启明虽听闻黄杰部遭遇，但面对解放军的追击与法军机枪封锁，被迫接受同样条件缴械，这批士兵被送往莱姆法郎营地，与黄杰部共同陷入“白天疟疾、夜晚饥寒”的绝境，法国殖民当局对此直言不讳：“这些中国人是向北京示好的筹码。” 1950年3月，随着越盟游击队攻势加剧，法军将三万余名被拘者南迁至孤悬海外的富国岛，这里虽避开战火，但热带暴雨与毒虫加剧生存危机。 黄杰在岛上组织官兵建医院、办学校，甚至用竹片编制生活用具，但每日仍有十余人死于疟疾与营养不良，美国曾提议武装这批士兵对抗越盟，却遭法方拒绝——他们担心此举给新中国介入越南战事的借口。 转机出现在1951年底。官兵发起集体绝食，高举“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引发国际红十字会关注。美国趁机向法国施压，要求释放这批“反共力量”，1953年5月，三艘台湾军舰驶入阳东港，幸存者们历经1200余天囚禁，终于踏上归途。 黄杰返台后获誉“海上苏武”，两年内从败军之将跃升陆军总司令，蒋介石在日记中评价：“此人经越北之难而不改其志，忠贞可鉴。”但对三万余名幸存者而言，富国岛的伤痕从未愈合，许多人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部分士兵因身体残疾被迫退役，家属在台重建生活时仍遭歧视。 法国在此事件中展现的殖民思维同样值得深思，他们一面利用国民党残部向新中国讨价还价，一面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向美国倾斜，将人道危机转化为地缘政治筹码，而被裹挟的士兵，无论是黄埔嫡系还是桂系子弟，最终都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1995年黄杰病逝台北，遗物中有一本越南语词典，内页写满集中营时期的生存笔记，这位九旬老人至死未再踏入大陆，但湖南老宅的族谱上，仍清晰记载着1903年那个生于书香门第的婴孩姓名。[浮云] （中国台湾地区“国史馆”档案、法国外交部解密文件及《大江大海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