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人命官司如何赔？从 “赎铜入家” 看古代赔偿制度的温度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的同态复仇观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法观念。 在国家还未产生之前，人们之间的杀伤行为是通过血亲复仇实现的。 但是由于人口的稀少，以及货物价值的突显，人们开始通过赔偿牛羊等物品的方式解决纠纷。 国家建立之后，刑罚权收归国家，禁止私力复仇，所有犯罪行为由国家制裁。 但是国家实施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治犯罪，维护统治，而非对受害者的救济，这就导致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赎刑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自秦以来，律典之中均设有赎铜制度，但是秦汉时期是否作为赔偿尚无考证。 唐朝时期儒家明德慎罚的思想深入人心，统治者秉承着重法慎刑的法律思想，赎刑制度发展非常完善，在赎银的归属上，国家也开始考虑对被害人家属的权益保护。 《唐律疏议・斗讼》“过失杀伤人” 条总条规定： “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 该条规定了对于过失杀人，考虑其并非故意犯罪，致人死亡实属意外，故允许其收赎。 那么收赎如何与赔偿联系起来？在 “于城内无故走车马及有公私要速而致杀伤条” 中，疏议则表明过失杀伤赎铜入被杀伤家。 在车马杀伤人案件中，只要符合因公务急要，须急速传递，或因死丧、疾病须救治而快马奔驰，致使马儿受惊，造成人员伤亡，由于事出有因，非加害人主观故意而致人死亡，允许加害人用金钱或劳役折抵原来的刑罚。 但是此时赎金不再交由国家，而是交付给受害人家属，作为赔偿，弥补受害人家属的悲痛。 在唐以前，仅规定赎铜入官，作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被害人家属得不到任何经济赔偿，但是 “赎铜入被杀伤之家” 的这一规定，使得受害人家属也可以得到经济救济。 不仅常人之间的过失杀伤案件适用赔偿，若法官在审判中，滥用刑讯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监临因公事自杖捶人致死” 条规定： “诸监临之官因公事，自以杖捶人致死及恐迫人致死，各依过失杀人法”。 作为刑讯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不应挟带私情，若法官在审判中，滥用刑讯，捶人致死，或恐吓威胁致人恐惧自尽，均应当赔偿死者家属一百二十斤铜。 刑讯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因其公务行为过错，导致受害人死亡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国家赔偿的原则。 该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刑讯官滥用刑罚，罔顾人命。 赎铜的金额为定额赔偿，即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征收，而非按照受害人家庭的实际损失确定。 《唐律・斗识》戏杀伤人条疏义曰： “假有过失杀人者，赎铜一百二十斤，戏杀的减二等，赎铜六十斤，即是轻重不类，故依过失赎罪，不从减法。” 因过失杀伤和戏杀伤犯罪情节，主观意图不同，故所赎金额不同。 但是对于同种杀伤行为造成的结果，在规定赎铜金额时也不分轻重，并没有考虑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实际造成的损失。 实际上，虽然是相同的杀伤行为造成的死亡结果，但是对每个家庭造成的实际损失是不一样的。 例如一家死者是青壮年，一家死者是老翁，显然前者的死亡对受害人家庭带来更大的损失。 宋代基本上继承了唐代律例中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 如果是两人相犯，因都是加害者，此时赎铜入官府，如果仅有一方是被侵犯着，或者诬告者，则将赎铜交给受害人及其家属，作为赔偿。 唐宋时期对于侵犯人生命权的不法侵害行为，侵害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在 “赎刑” 中，已经涉及到了赔偿的责任形式，此时的赔偿责任还处于雏形阶段，不同于当代意义上的民事赔偿责任。 仍然是刑事责任的附属物，损害赔偿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程序，赎刑本身就是真刑的替代刑，赎铜入被害人之家的赔偿是依据刑事制裁而产生的间接结果，但它在客观上仍保障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权益，对被害人来说，具有人身损害赔偿的意义。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