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64岁的左宗棠打到新疆敌占区时，忽然冒出一百来个衣着破烂的清朝官兵，异常激动地冲向他。左宗棠定睛一看，不禁痛哭流涕。 西北戈壁上，一支风尘仆仆的军队正往西前进，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已经满头白发的左宗棠，他骑在马背上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丘，心里盘算着怎么收拾新疆的烂摊子。就在这时，前面探路的士兵突然跑回来报告，说前面巴里坤城门口有动静。 左宗棠拍马赶到时，只见城门口歪歪斜斜站着百十来号人，衣裳破得能看见皮肉，有的穿着露脚趾的皮靴，有的干脆光着脚，手里攥着锈迹斑斑的刀枪，旗杆上的黄龙旗被风沙撕成了布条，却还在风里飘。领头的老兵扑通跪下，沙哑着嗓子喊：“左大帅！是咱们大清的官军啊！”话音未落，身后的士兵们齐刷刷地磕头，膝盖砸在碎石子上啪啪响。 左宗棠赶紧翻身下马，扶起那老兵，借着夕阳一看，对方脸上的皱纹比自己还深，盔甲上的铜钉早没了，肩膀处补丁摞补丁，露出底下黝黑的皮肤。老兵的手像老树皮，攥着左宗棠的胳膊直发抖：“大帅，我们等了整整十三年啊！自打同治三年叛军打进乌鲁木齐，我们被切断退路，困在这巴里坤城里，跟外头断了音讯。”左宗棠这才发现，好些士兵的兵器根本不是制式装备，有的扛着木棍，有的攥着牧民的弯刀，甚至有个年轻士兵背着张用兽皮绷的弓——这哪是官军，分明是靠着一股子气硬撑下来的残兵。 “粮食呢？援兵呢？”左宗棠声音发颤。老兵抹了把脸：“头几年还有朝廷的粮饷，后来断了，我们就挖草根、煮皮带，把战马杀了分着吃，再后来……”他指了指城外的荒地，“开垦了几亩薄田，种点青稞，可叛军时不时来抢，能活下来的，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说话间，一个士兵抱着个陶罐过来，里头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青稞粥，飘着几片枯黄的野菜叶。左宗棠舀了一勺，发现底下沉着几粒发黑的豆子——这竟是他们过年才能吃到的“细粮”。 更让他揪心的是，队伍里有不少士兵缺胳膊少腿，有的用布条缠着溃烂的伤口，有的靠木棍撑着走路。一个断了左手的士兵凑过来，从怀里掏出半本破旧的《圣谕广训》，封皮早没了，纸页上全是补丁：“我们每天都朝着东边磕头，想着朝廷不会忘了咱们，想着总有一天官军会打回来。”左宗棠摸着那本被翻烂的书，突然想起自己抬棺出征时立下的誓言——抬棺不是怕死，是怕自己死了，这些困在边疆的弟兄们就真的没人管了。 当天夜里，左宗棠让随军的郎中给伤员治伤，把自己的粮食先匀给他们。火光中，老兵们说起这些年的坚守：他们曾打退过叛军五次攻城，用城墙砖、滚木当武器；曾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巡逻，脚冻掉了指甲也没敢合眼；甚至有兄弟临终前，还把最后一块青稞饼塞进战友嘴里。“我们把阵亡的弟兄埋在城西北的沙地里，每人坟前插根木牌，上面刻着‘大清官军’四个字。”老兵望着星空，声音轻得像风，“就盼着哪天有人能给他们收个尸，让魂归故里。” 第二天，左宗棠下令在巴里坤城举行祭典，带着全军给战死的弟兄们磕头。当他看见那些木牌上用刀刻的名字，有的歪歪扭扭，有的甚至只写了个“张”“李”，眼泪又止不住了。这些被朝廷遗忘的人，却用十三年的时光，把“大清”两个字刻进了戈壁滩的骨头里。后来收复新疆的战役中，这些老兵像开了刃的刀，冲锋时比年轻士兵还狠，他们说：“等了这么多年，就为了这一天，让叛军知道，大清的兵，没一个孬种！” 如今再看这段往事，左宗棠的痛哭里，有心疼有愧疚，更有感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边疆的将士们靠着信念硬生生撑起了国家的脊梁。他们或许不被史书大书特书，可每一道伤疤、每一块木牌，都在诉说着什么叫“虽远必守，虽苦必坚”。那些在戈壁滩上坚守的日日夜夜，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的底气，从来不是靠朝堂上的空话，而是无数个无名官兵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