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梁启超跟家里的婢女有了孩子，原配李惠仙得知，十分恼怒。无奈之下，梁启超只能拜托好友冯挺之将婢女带到上海分娩。然而，当初他跟婢女圆房却是李惠仙一手安排的。
1869年，李惠仙出生在河北固安县，她是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儿、清末著名维新派大臣李端棻的堂妹。
李惠仙通晓古诗词，擅长写文章，并精通琴棋书画。因为父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很多媒人上门提亲，但都被李蕙仙拒绝了。因为李蕙仙决定要嫁的男人要是足够优秀的，至于家境，她反而不是特别看重。
按常理，李蕙仙与梁启超八竿子都打不着，因为当时的梁启超，仍是广东新会一穷乡僻壤的读书郎，但这两人却因一次考试而走到了一起。
1889年，李惠仙的表哥李端棻以大学士身分典试广东时，他非常重视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才，特别赏识梁启超，他想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回到家里，李端棻试探着问了一下堂妹：“蕙仙，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眼界如此之高，这个看不上，那个瞧不起，堂兄替你介绍一个如意郎君如何？”
就这样，在李端棻的牵线下，李蕙仙与梁启超从未谋面的两个人，定下了婚约。
后来李蕙仙和梁启超结婚，她带到梁家两个丫鬟，一个因为脾气倔，不听使唤，早早便被赶出了梁家。而另一个就是王桂荃。
王桂荃做事干净利落，勤奋好学，梁启超和李蕙仙都十分喜爱，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放心教给了王桂荃去掌管。
梁家并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但是李蕙仙并不嫌弃，因为她看中的就是梁启超一身的才华。李蕙仙在进了梁家后努力做一个好媳妇，梁家上下也都很喜欢她。
而梁启超也确实非常尊重和爱慕自己的妻子，在梁启超的老家，李蕙仙亲自挑水、煮饭，哪怕言语不通，她也从未对梁启超表示过自己的不满。后来，梁启超为事业、国家四处奔走，李蕙仙便一直留守在家里，帮梁启超照顾父亲和继母，打理家事。
梁启超的生母过世得早，继母只比李蕙仙大2岁，换成其他人，怎么样都会心里膈应得慌，可李蕙仙恭敬孝顺，和继母处得非常融洽。
梁启超喜欢读书，对于一个农人家庭来说，买书的钱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书钱不够时，李蕙仙把自己陪嫁的首饰变卖了给他换书。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独自一人逃亡到日本，李蕙仙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操心公爹。
可是她却从来没有喊过一句累，反而在和梁启超的通信中，极力劝导梁启超保重身体，不必担心国内的家人。
李蕙仙知道若要他拖家带口肯定很不方便，于是她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澳门。在澳门的日子尽管凄苦，但她都一直坚持侍奉公婆，悉心照料孩子。
后来梁启超表示有事情处理需要耽搁接他们回日本的时间，李蕙仙虽然觉得日子艰难，但没有对梁启超有任何抱怨并且让他以大局为重。
后来李蕙仙为梁启超总共生下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儿子就是梁思成。只是梁思成从小就身体不好，所以梁家一直都希望能再有几个孩子。
只是这时的李蕙仙几次尝试后也没能怀上身孕，万般无奈之下，李蕙仙想到了纳妾。
这个办法，她虽然不愿意，但是她的身体却不争气，但是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她下定决心为梁启超纳妾。
1900年，梁启超写信给李蕙仙，坦白了自己的新恋情，他喜欢上了一个叫何惠珍的女人。
李蕙仙毕竟是大家闺秀，她没有恼怒，也没有慌乱，而是冷静地给梁启超回复了一封信：
“当下并没有限定一夫一妻，以你的地位身份，三妻四妾很正常，如果你真喜欢这女子，我告诉公公做主给你娶回来便是。如果你并不真想娶她，就别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体要紧。”
看到信厚，梁启超就断了与何惠珍的联系，因为他对父亲尊重，此时李惠仙把父亲搬了出来，他是万万不能这样做的。
李蕙仙虽机智地将何蕙珍挡在了门外，却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补偿丈夫，就是让丫鬟王桂荃和丈夫圆房。
王桂荃的肚子很争气，没多久就怀孕。但李惠仙还是做不到大度，看着丈夫跟自己的丫鬟恩爱，并且还有了孩子，所以她经常摆脸色。
王桂荃快要临盆时，梁启超不想让李惠仙难过，也不想委屈王桂荃，便托朋友将她接到上海生产。
于是在1903年生下梁启超次子梁思永后， 王桂荃又为梁启超诞下了四子一女。但有生之年，却从没有听人称呼过她一声“二夫人”，梁启超只要求孩子们称呼她“王姑娘”或是“王姨”。
1924年，陪伴了梁启超三十多年的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年仅55岁。梁启超悲痛不已，写下了《祭梁夫人文》多篇悼念文章。
好的婚姻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梁启超在面对爱情的选择时，给予了李惠仙最起码的尊重和知情权，所以她才可以站在梁启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这件事发生时，没有大哭大闹，而是给予他最大程度的理解。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但绝不仅仅只是两个人的事。能把整个大家庭的关系打点好的女人，需要一颗包容的心，更需要舍弃小我的无私。
恋爱与婚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结了婚，两人就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要想婚姻长久，就必须得有团队精神，而不能极度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