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因病去世不久，他妻子于立群突然自缢身亡，原来，她在整理丈夫遗物时，得知姐姐早就怀了丈夫的孩子，而自己竟然还嫁给仇人，共同生活了40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冬日的北京，1979年的寒风穿窗而入，屋内却更显沉寂，于立群坐在书房中央，面前摊着一封纸张泛黄、边角卷翘的信，这封信出自她早逝的姐姐于立忱之手，字迹清晰却沉重，每一笔每一划仿佛都在颤抖着控诉，控诉那个她曾视为灵魂伴侣的男人，信的内容没有冗词赘句，却字字锥心，直到此刻，她才真正明白，姐姐的死，并非一场单纯的疾病悲剧，而是一场由爱情、背叛与沉默共同编织的深渊。 她的记忆回到了青年时期，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民国时代，姐妹二人生于广西贺县，祖上虽为清末书香门第，却在新旧更替之际几近散尽风光，于立忱是长姐，天赋过人，尤擅书法，性格沉稳；于立群则年幼活泼，热爱舞台，家境困顿时，正是于立忱靠着一手好字，在北平的街头写春联、抄碑帖贴补家用，资助妹妹完成学业，那是一段温情而艰难的岁月，姐妹情深，彼此依靠，一如同根而生的两枝青藤。 1934年，于立忱因肺疾获报社资助赴日治疗，彼时的郭沫若，正因政治原因滞留东京，暂居郊区，两人因文学结缘，于立忱敬仰郭的才华，视他为精神导师，而郭沫若也为她身上的才情与温婉气质所动，他们频繁书信往来，私下见面日渐频密，情感逐渐升温，然而，这段关系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下——郭已婚，且与日本贵族女子佐藤富子育有数子。 1936年冬，于立忱发现自己怀孕，在那个时代，未婚怀孕几乎等同于社会性死亡，她满心希望郭沫若能担当起责任，给予她一个归属，哪怕只是承认这段感情，然而，郭沫若的回应却是沉默和推诿，他担忧名誉、前途和现实压力，劝她终止妊娠，这一决定不仅摧毁了于立忱对爱情的最后幻想，也将她推向了人生的悬崖，她独自回国，先是悄然流产，后在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打击下，选择在上海的寓所中自缢，年仅二十五岁，她的人生戛然而止。 这一切，于立群在当时并不知情，她只知道姐姐在旅居日本后因病去世，悲痛之下，她投身抗战文艺，成为上海明月歌舞剧社的一员，活跃于舞台与宣传之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郭沫若回国投身抗日宣传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与于立群相识。 那时的于立群年方二十，青春朝气，充满理想，郭沫若被她的活力吸引，也许更被她脸庞间那一丝与于立忱极为相似的神情所打动，两人迅速靠近，先是共事，随后同居，1939年正式成婚，从此，于立群退出舞台，成为郭沫若生活与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她不仅操持家务，抄写文稿，还生育六个孩子，堪称贤妻良母。 她曾以为，这段婚姻是命运对她的补偿，她愿意将一切奉献给这个家庭、这个男人——一个她深爱、也认为深爱她的丈夫，即便郭沫若的过往复杂，她也选择包容，她未曾追问他在日本的往事，也从未怀疑姐姐之死与他有任何瓜葛。 然而，这一切在1978年夏天戛然而止，郭沫若病逝后，于立群独自整理他的遗物，在一个不起眼的旧箱中，她发现了一叠用红绳捆起的信件，最上方的署名刺痛了她的眼——“立忱”，她颤抖着翻开信纸，字里行间的痛楚和愤恨扑面而来，姐姐在信中写道，她如何在异国他乡与郭沫若相识、相恋，如何怀上孩子，又如何被郭无情抛弃，最终走向自尽。 那一刻，于立群的世界崩塌了，她无法接受，自己一生深爱的男子，竟是姐姐悲剧的制造者，更无法承受的是，这段婚姻，这个家庭，竟是建立在姐姐的痛苦与死亡之上，她曾将郭沫若视为灵魂的依靠，如今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他愧疚之下的代偿，而她所珍视的爱情，不过是一个沉重秘密的遮羞布。 这场心理的崩溃并非一朝一夕，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她反复阅读姐姐的信件，回忆那些与郭沫若共度的时光，每一个细节都变得令人怀疑——他的沉默，他的回避，他对姐姐名字的闪躲，她终于明白，那些她曾以为是命运的巧合，原来只是郭沫若内心愧疚的投射。 1979年2月25日清晨，于立群在家中自缢身亡，她没有留下遗书，没有最后的辩白，只有一封封旧信和一段无法言说的沉痛过往，她的死如同姐姐的回声，仿佛命运冥冥中注定她们要以相似的方式结束生命，两段生命因为同一个男人，被撕裂、扼杀，最终归于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