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昔日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在生命垂危之际，对儿子说：“我只有一个愿望，想在有生之年，回那遥远的家乡看一眼！” 毛森握住儿子毛河光的手，眼中含泪："我想回家看看。带我回江山，趁我还能走路。" 病床上的老人已是85岁高龄，心脏支架放置手术后，命悬一线。 他曾是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军统特务头子，如今却只是一个思乡的老人。 美国医生给他的寿命预期不超过三个月。 这是1992年初的一个清晨，旧金山的阳光洒在病房窗台。 毛河光沉默不语。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清楚父亲的历史烙印。 五月，毛森坐着轮椅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妻子胡德珍和儿子毛河光陪伴左右，这个曾经在上海翻云覆雨的军统特务，此刻却像个普通游客，仰望着陌生而熟悉的天空。 四十三年前，他从这里仓皇逃离，当时的他，是上海警察局局长，一手策划了对地下党的大搜捕。 李白——《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原型人物，就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浙江省长葛洪升，在杭州接见了毛森。 这次会面简短而克制，既非欢迎也非谴责，而是一种微妙的政治姿态。 毛森的真正目的地是江山县，那个见证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车队驶入县城时，老人要求停车，挣扎着从轮椅上站起来，扶着儿子的肩膀，向路旁的人群深深鞠躬。 没有欢呼，没有谩骂，只有沉默和好奇的目光。 大多数年轻人不认识这个老人，但老一辈人的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毛森的罪行在家乡并非秘密，县志明确记载了他在上海屠杀进步人士的暴行，但此刻，乡亲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游子。 曾是毛家老宅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 毛森颤抖着手抚摸那些焦黑的房梁。 这些木头见证了他的童年，也见证了他后来的蜕变——从一个借他人文凭考入师范的穷学生，到军统的高级特务，再到让人闻风丧胆的杀手。 毛森从口袋里掏出一万美元，交给县领导："建个希望小学吧，就叫'思乡小学'。" 这笔钱对他而言不算多，逃往台湾后，他在情报系统继续担任要职，后来又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积累了不菲财富，但对于当时的江山县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县领导接过支票，神情复杂，这是赎罪，还是炫耀？是真心回馈，还是自我安慰？ 当天晚上，几位毛森的老同学前来探望。 他们已是耄耋之年，童年的玩伴如今坐在一起，谈论的却是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毛森对老同学说，"那个年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老同学们沉默不语，历史没有假设，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有人失去自由，有人失去生命，而毛森，失去的是回家的权利，直到生命即将结束时才得以实现。 第二天，毛森要求去江郎山，这座山是江山县的地标，也是他少年时游玩的地方。 山顶风很大，毛森拒绝了轮椅，坚持自己走上最后几步。 站在山顶，俯瞰家乡的巨变，他喃喃自语："人民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这话语中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作 为曾经的军统特务，他曾深信国民党的反共理念。 但在美国数十年的生活中，儿子毛河光多次回国访问，带回的信息让他开始反思。 "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这是他在回忆录中写下的话。 回到宾馆，毛森拿出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他要求将这张纸留在江山县博物馆。 县领导委婉拒绝了。 县志记载着他的罪行，博物馆不适合陈列他的字迹。 于是这张纸被折叠起来，放入县档案馆的某个角落。 临别时，毛森在老宅遗址前又一次深深鞠躬。 这一次，鞠躬的时间更长，仿佛要将一生的歉疚都倾注其中。 回上海前，他表达了见老战友赵祖康的愿望。 赵是上海末任市长，如今卧病在床。但这个请求被婉拒了，历史的伤口还未痊愈，有些和解无法轻易达成。 在上海，毛森还是见到了几位军统的老同事，他们在一个不起眼的茶馆里碰面，相对而坐，感叹"人生何处不相逢"。 返回美国前，毛森修改了遗嘱，将一部分财产留给江山县的教育事业。 这笔钱后来资助了数十名贫困学生，他们大多不知道资助人的真实身份。 回到旧金山三周后，毛森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毛森的骨灰被带回家乡，安葬在江郎山脚下的一块无名土地上，没有墓碑，没有仪式，正如他在遗嘱中要求的那样。 毛森的回乡之旅，是个体与历史的一次和解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