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星阮玲玉25岁时服下30片安眠药自杀，引发震动全国的哀悼潮，葬礼当天，12位影坛大佬抬棺，30万民众送行，送葬队伍绵延10公里，她的死亡背后，是两个渣男的勒索与背叛，以及媒体无情的污名化，一个默片时代的天后，就这样在谎言与舆论中凋零。 阮玲玉出生于1910年的上海，家境贫寒，六岁那年父亲去世，她和母亲沦为张家的佣人。 据沈寂《阮玲玉传》记载，阮母曾跪求张家老爷让女儿入学崇德女校，即使是半价学费，也要靠母亲打工勉强维持。 阮玲玉从小就因佣人身份遭同学排挤，养成敏感自卑的性格，15岁时，她被张家四少爷张达民追求，陷入早恋并辍学同居，后来因张家反对而离家出走。 1927年，经张达民的兄长张慧冲引荐，阮玲玉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 她凭借《挂名夫妻》《故都春梦》等片迅速成名，与胡蝶并称"民国四美"，在银幕上，她多扮演底层女性角色，如歌女、乞丐等，演技细腻动人，但这些角色也暗含了她自身的悲剧色彩。 阮玲玉的悲剧源于两个男人的伤害，第一个是张达民。根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1935年庭审记录，张达民婚后沉迷赌博，挥霍家产，离婚后竟以曝光阮玲玉佣人身份为要挟，索要每月100元"分手费"长达两年。 更荒唐的是，1935年初，他还起诉阮玲玉"盗窃"并诬陷其"通奸"，引发媒体恶意炒作，将阮玲玉污名为"小三"。 第二个男人是唐季珊。《唐季珊与梁赛珍口述史》揭露，唐季珊隐瞒已婚身份追求阮玲玉，在同居期间还包养舞女梁赛珍，甚至多次对阮玲玉动手打骂。 最可怕的是，阮玲玉自杀后，唐季珊伪造了"人言可畏"遗书转移责任。直到66年后，阮玲玉的真遗书才被揭露出来，上面清楚写着唐季珊"迷恋梁赛珍"和虐待她的事实。 1935年3月8日，张达民指控阮玲玉"通奸"案开庭前夜，她服下30片安眠药。 《思明商学报》1935年的报道指出，唐季珊发现阮玲玉服毒后，竟然拖延送医，导致抢救失败。 这段时间里，媒体肆意编造阮玲玉的私生活，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批判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可惜为时已晚。 阮玲玉的葬礼在1935年3月14日举行，场面之大前所未有。 《申报》详细记录了当天的盛况：金焰、蔡楚生等12位影坛大佬亲自抬棺，送葬队伍从联华影业公司出发，沿南京路、外滩一路行至万国公墓，队伍绵延近10公里。参与送葬的民众多达30万人，几乎占到当时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 《纽约时报》在1935年3月15日以"近代国际最大葬礼"为标题报道了这一盛况："昨日上海，一位中国电影女演员的葬礼引发前所未有的公众哀悼，这种规模的送葬在现代国际社会中都属罕见。" 葬礼当天，悲剧还在延续，据上海警方记录，有三名年轻女子在葬礼现场服用过量安眠药，其中一人未能抢救成功。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全国至少有7名年轻人（多为女性）跟随阮玲玉自杀身亡。 《新闻报》刊登了一位20岁南京女学生的遗书："阮玲玉死，吾辈何存？她是女性的象征，她都不能在这个社会存活，我们又有什么希望？" 阮玲玉虽然英年早逝，但她为中国电影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在短短八年的演艺生涯中，她主演了29部电影，其中《神女》《新女性》被后世评为"中国电影百大名片"。 在《神女》中，她饰演为儿子前途不惜一切的妓女，表演深入人心；在《新女性》中，她饰演被舆论逼死的女教师，这个角色与她自己的命运形成惊人重合，片中那句"我要活，我要报复"的台词，成了她留给世人的最后呐喊。 阮玲玉的悲剧映照出民国时期女性的困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特别是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常面临传统道德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 她生前遭遇的困境，家庭贫困、早恋受害、遭受勒索、媒体污名、情感背叛几乎涵盖了当时女性可能面临的所有不公。 1991年，导演关锦鹏的电影《阮玲玉》再次将这位悲剧女星带回公众视野，张曼玉饰演的阮玲玉形象被认为最接近原型，该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让阮玲玉的故事走向国际舞台。 2005年，在阮玲玉逝世70周年之际，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了"民国影后——阮玲玉特展"，展出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文物，包括1935年《申报》关于她去世的报道原件和她生前使用过的物品。 时至今日，阮玲玉已成为反对性别暴力、反对媒体污名化的象征。 每年3月8日，很多影迷和女权主义者会纪念阮玲玉。 在社交媒体上，"阮玲玉精神"代表着对自由、尊严和平等的追求，以及对一切形式压迫的反抗。 参考资料： 沈寂：《阮玲玉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第85-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