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和埃及之间，中国为什么选了埃及为突破口？因为伊朗这个国家不光反华，还想踩着中国人把资源要了，根本扶不起来。这个国家自私自利不堪大用，这群伊朗人，从头到尾都只想要中国的扶持，但是得跪着扶他们，伊朗得站着要饭。
在2016年，一项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协议在北京签署，中伊双方达成了为期25年的《中伊全面合作计划》。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中国将在未来25年内向伊朗投资超过4000亿美元，重点涉及能源、基础设施、交通、金融等多个关键领域。这本应成为中国在中东布局的一张王牌，也有望助力伊朗重返国际舞台。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项协议在签署后多年里并未产生实质性进展。以恰巴哈尔港为例，这个位于伊朗东南沿海、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港口，原本被视作中国“一带一路”在中东的关键节点。中国原计划协助伊朗扩建港口设施，并将其打造成连接中亚和南亚的货运枢纽。
然而几年过去，港口扩建工程依然停滞不前。中国企业多次派代表团前往伊朗沟通，但始终遭遇拖延和敷衍。表面上伊朗热情欢迎投资，实则在项目审批、土地使用、港口管理等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
问题的根源在于伊朗并未真正视中国为首选的战略伙伴。早在中伊合作协议刚落地之时，伊朗就迅速与俄罗斯签署另一份内容更为敏感的“全面战略协定”，其中甚至包含了涉及“核保护”条款。伊朗此举意图明显：希望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以最大化自身战略利益。这种“双面下注”的做法，使中国的合作前景变得不确定且高风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伊朗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国家的实际权力并不完全掌握在总统或外交官手中，而是集中于革命卫队这一政治—军事集团。革命卫队不仅掌握军权，还控制着伊朗经济的大部分命脉，几乎垄断了石油、建筑、交通等领域。
在他们眼中，外来资本是一种威胁而非机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更可能冲击其既有的利益结构。因此，无论哪一届政府与中国达成什么协议，革命卫队都可以通过制度、程序或安全理由将其拖延，甚至悄然搁置。
不仅如此，伊朗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也使合作环境持续恶化。改革派虽有开放意愿，但力量微弱、政治基础不稳；而保守派和神权势力主张自给自足、反对“向东方屈服”。每一次权力更迭，都会伴随一波政策逆转。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刚谈好的项目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改组”或“暂停”，成本骤增，回报遥遥无期。
此外，文化层面的认知差异也影响了中伊合作的质量。伊朗人普遍自认为是波斯文明的继承者，历史自信极强。在不少伊朗政商人士眼中，中国虽经济强劲，但文化和制度并不被他们真正尊重。他们很难接受一个“非西方”、又与自己宗教体系相悖的大国主导合作。
更极端的说法是，伊朗部分保守精英甚至觉得中国对伊朗的投资只是“资源掠夺”，而非平等合作。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造成了合作中的冷淡、怀疑与拒斥。
相比之下，埃及的态度截然不同。近年来，埃及不仅主动邀请中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还大胆推动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比如在亚历山大港的经营权谈判中，埃及政府不仅愿意延长合作年限，还提出将港口管理权整体移交给中方企业经营99年——这在中东地区极为罕见。
更重要的是，埃及在苏伊士运河的合作意愿也远超预期，不仅邀请中国海军参与巡航任务，还计划联合成立航运管理公司，共同保障航道安全。
埃及的这些举措虽然看似小事，却极具战略含义。苏伊士运河是中国通往欧洲的海运要道，年运输量占全球贸易的近12%。而埃及稳定的政局与高执行力，使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业务更为顺畅。虽然埃及经济体量较小、市场潜力有限，但它的地缘位置与合作诚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低风险、高可控的战略支点。
合作不是浪漫故事，而是风险与回报的理性权衡。在看似动荡的中东地区，越是能提供确定性、执行力和诚意的国家，越值得中国长期深耕。与其被伊朗这种“高调但善变”的伙伴反复试探，不如在像埃及这样“低调但可信”的国家深耕细作，建立真正可持续的合作体系。这种战略选择，也将成为中国在全球布局中更加稳健、成熟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