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教授曾直言:“浩然作品的缺点就是过分拔高，把人物典型化、脸谱化，相比于《红高粱》、《檀香刑》而言，《金光大道》更像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作家王蒙则表达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不了解前三十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金光大道》在当时能独占鳌头，绝不仅仅是时势造英雄。” 回想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在200多名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中，44岁的浩然是文学界唯一的代表，享有为毛泽东主席守灵的殊荣；2005年，《浩然全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人还在世，便出全集，这在古往今来国内外的文学界，都不能不说是罕见之事。常言说：生不立碑。然而，在浩然的故乡，蓟县白涧乡王吉素村的三郎寨山脚下，有一口水井，在浩然生前便被命名为“浩然井”,并在2002年，由浩然亲笔题写了井名。同样，也是在浩然生前，三河便建立了浩然文学馆，山东昌乐、河北昌黎等地，都有以浩然名字命名的书屋。 浩然，本名梁金广，河北宝坻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作家。他的一生就像他笔下的农村故事一样，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2008年2月20日，这位在病床上躺了五年多的老人终于走完了82年的人生旅程，但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和争议却远未结束。 说起浩然的创作生涯，得从1962年那个冬天讲起。当时30岁的浩然还在《红旗》杂志社工作，在作家萧也牧的鼓励下，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为了专心创作，他特意请了创作假，跑到北京西山的作家写作所闭关写作。那会儿他憋着一股劲儿，觉得这部作品关系着自己这辈子能不能成事儿。 《艳阳天》的创作过程也挺有意思。刚开始浩然只写了二十多万字，拿给《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崔道怡看。崔道怡觉得小说构思不错，写的是农村十几天里发生的事，但觉得还能再扩充。这话可说到浩然心坎里去了，他脑子里的故事和人物多得是，正愁没地方发挥呢。结果这一扩充不要紧，愣是把小说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1964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正赶上运动前夜，到1966年三卷本全部出齐。 这部小说写的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现在回头看可能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在当时可是引起了轰动。崔道怡后来回忆说，浩然笔下的农村生活特别真实，文字也很有特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而是带着一股子阳刚气。文艺界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普通读者也爱看。 《艳阳天》火了之后，浩然可算是扬眉吐气了。那会儿千字十元的稿费不算少，可他二话不说全交了党费。更让他高兴的是收到了全国各地一万多封读者来信，不过这些信里谈文学的不多，大部分都是从政治角度讨论的。1964年，借着《艳阳天》的东风，浩然被调到了北京市文联，正式当上了专业作家。 这本书火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意请来著名播音员曹灿，把整部小说改编成"小说连播"节目。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有线广播，每天固定时间就会响起《艳阳天》的故事。农村地头干活的老乡，城里工厂上班的工人，还有学校里的学生，几乎人人都听过这个节目。有些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虽然看不懂书，但通过广播也能把故事情节讲得头头是道。 相比之下，《金光大道》的创作过程就要曲折得多。1966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浩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完全没法写作。直到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重新拿起了笔。当时北京市要宣传一个叫王国福的农村干部典型，组织上点名让浩然来写这个人的传记。浩然憋着一股劲儿，很快写出了《王国福的故事》，可谁想到《人民日报》突然发文说不能写真人真事，当时的市委书记吴德怕惹麻烦，硬是把稿子给压下了。这事儿让浩然挺郁闷，但他也没白忙活，后来把收集的素材都用在了《金光大道》的开头部分。 《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年出版后，浩然对它寄予厚望。这本书写的是《艳阳天》之前的故事，讲土改后农民组织互助组、合作社的经历。书里那个叫高大泉的男主角，是浩然心目中理想化的农村干部形象——大公无私，一心为集体。浩然自己说过，在所有作品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本《金光大道》，不是因为写得有多好，而是书里的人物特别对他的脾气。后来拍成电影，他看到高大泉帮助穷苦农民的片段时，还会感动得掉眼泪。 不过读者和评论界的反应却让浩然有些失望。尽管他花了很多心血，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艳阳天》更好看。《金光大道》前两部出版后反响平平，第三部直到1976年才在《人民文学》上选载了一部分，完整的四部本更是要等到1994年才由京华出版社出齐。有人说这是因为《金光大道》太强调路线斗争，人物形象不如《艳阳天》那么鲜活；也有人说时过境迁，读者对这类题材的兴趣已经大不如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