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犯管理所，徐远举不但能认真坦白交代罪行，还敢于揭发批评他人之过，因此领导常表扬他敢坦白、敢交代、敢揭发。 徐远举在墙报《新生园地》贴出一篇文章质问王陵基为何不敢坦白承认自己是1927年重庆三·三一血案的刽子手。 此文一出，如冷水注入油锅，立即引起了很大震动。王陵基过去对墙报是不大看的，这次却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跑去细看徐远举的文章，读一句骂一句：“XX子，敢来与老天爷作对，非与XX子拼个死活不可……” 盛怒之下的王陵基，在墙报胡同里顿足大骂，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回敬，末尾写了两句“特务万恶小鬼头，看你自己去遭殃”。 徐远举不急不躁，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地画着“正”字，记录王陵基骂了他多少句“XX子”，预备再次抨击王陵基。 次日早晨，徐远举又贴出了第二篇墙报，“泼妇骂街者应该反省自责了，请问为何如此不讲理？难道撒野就可过不交代问题的关吗？我劝你老人家放老实些，面向自己认错，自觉进行思想改造。” “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知罪者不究，请你有理说理，有事实说事实，再不要做鸵鸟了！为了我们的共同进步，希望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这份墙报一贴出，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写稿，批评王陵基的顽固态度。在真理面前，王陵基嚎啕大哭，彻底认罪。 王陵基承认他是为了荣华富贵，讨好北洋军阀，向刘湘建议下达戒严令的，布告上有他的名字，他是罪责难逃的。通过这次激烈的思想交锋，王陵基的觉悟大为提高，自白“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 有一次，杜聿明说：“我看批评应该注意方式方法，首先要态度好。徐远举能运用理论分析事实，有的放矢，这些都是好的。但有一个缺点，说话瞪眼使人受不了。希望徐远举注意。” 陈长捷接着说：“你们都是黄埔学生，等于一家人说话，对杜聿明的金石之言，我是十分赞同的，徐远举是不是同意？” “我是保定军校和杂牌军出身，在新社会也干过。斗争注意方法，再加上好的态度，助人为乐的效果就会更好。” 大家听罢，纷纷鼓掌称是。 徐远举见此状，即称陈长捷为老师，并举手敬礼说：“不论黄埔军校还是保定军校出身，都是我的老师。今日杜老大哥和陈老师语重心长的话对我帮助很大，今后我一定注意改正态度，不再做巫山的猴子，一定做人人喜爱的熊猫。” 1959年的首批特赦名单中没有徐远举，他沉不住气，大声嚷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 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才平静下来。徐远举认定：“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5年初秋，战犯管理所组织外出赴江南参观，安排大家乘坐软卧专车，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各停留一周。 在南京，他们入住省委招待所，此处便是当年的励志社。一行人惊呼道：“这是我们当年难以进入的地方，今日却有在此下榻栖息之荣！” 祭拜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时，由徐远举高呼三声鞠躬行礼，战犯们脱帽致敬。徐远举控制不住情绪，当场放声痛哭，直至昏厥过去。 在风云突变大运动中，徐远举对文强说：“这样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条命来顶住，不能听别人指鹿为马地顺竿子爬。” “我的宗旨是：第一，尊重历史；第二，不能无中生有的冤枉好人；第三，不能胡编乱造夸大自己的罪行。” 九一三事件后，气氛有所宽松，长时间处于悲观状态的徐远举又显得乐观活跃了。他再三写报告，请求多派给他劳动任务，并注明是体力劳动。 管理人员接到徐远举的报告，便说制度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你为什么要争取额外劳动呢？ 徐远举回答道：“我是同犯中较年轻的一个，应该多争取一些体力劳动。我学习过《从猿到人》这本书，懂得劳动能创造一切，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 经徐远举再三请求，管理人员便分配他打开水和送饭。打开水要挑着大铁桶来往走两华里，送饭要过九道门坎，还要爬上三层楼。 徐远举属于缝纫组，六个人每人一部缝纫机，任务是做监中自用的衬衫、短裤和棉服，以及缝补旧衣服，大家公推莫德宏负责验收。 1973年1月21日，徐远举做的衣裤不合格，被要求返工，他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怀疑别人捣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 同伴们打算帮徐远举返工，不料他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 晚餐时，徐远举吃的很少，余怒末息，也不跟人说话。他到盥洗室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而他平时从无用冷水洗澡的习惯。 当晚，徐远举在床上翻来覆去，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进入昏迷状态。 医护人员诊断他是脑溢血，派专车将他送到复兴医院，但抢救无效死亡，时年59岁。 两年后的1975年3月，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徐远举要是不出事，也会像他的难兄难弟周养浩一样，开始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