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广斌身份暴露，但他哥哥是中将，敌人不敢抓人，就找到他哥哥：“你弟弟是共产党，你说怎么办？”哥哥语出惊人：“抓吧！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出生在四川忠县一个地主家庭，家里田地多得数不过来，日子过得富足。他排行老小，家里人叫他“幺老爷”，宠得不得了。小时候，他聪明伶俐，长得也俊，家里人都指望他光宗耀祖。可这“幺老爷”偏偏不走寻常路，少年时就对社会上的不公看不惯。地主家庭的奢华生活没把他惯坏，反而让他开始琢磨穷人为什么那么苦，自己家为什么那么富。 上中学时，他在川西洪雅读书，认识了个家境贫寒的女同学，两人情投意合。可家里一听，坚决不同意，嫌人家穷，硬生生拆散了这对小情侣。这事儿让罗广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开始觉得封建那一套真不靠谱。1944年，他通过地下党成员马识途的介绍，跑去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在那儿，他接触到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民青社”，整天跟一群热血青年混在一起，思想彻底变了样。1945年，他还当上了昆明西南联大附中罢课委员会的主席，组织学生运动，那股子干劲儿让人刮目相看。 1947年，他回到重庆，进了西南学院，一边读书一边干革命，帮着编辑中共地下党刊物《反攻》。次年3月1日，经江竹筠和刘国志介绍，他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了候补党员。那时候，他才24岁，已经铁了心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可惜好景不长，1948年8月，重庆地下党因为叛徒冉益智的出卖暴露了，罗广斌赶紧撤回成都，躲在家里。可纸包不住火，他的身份还是暴露了。 1948年9月，国民党特务盯上了罗广斌。他们查到他藏在成都老宅，可动手前却犯了难。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不是普通人，他是国民党中将，手底下兵多将广，背景硬得很。特务头子徐远举掂量再三，觉得这事得跟罗广文通个气，不然万一惹毛了这位将军，麻烦可就大了。于是，他亲自跑去见罗广文，想看看这位中将啥态度。 罗广文听完徐远举的话，愣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了句“抓吧”。这三个字简单得不行，却把徐远举搞懵了。他本来以为罗广文会护着弟弟，没想到这么痛快就松了口。不过，罗广文也不是完全不管，他还撂下话，让特务别用下三滥的手段对付罗广斌，不然他不会坐视不理。这话听着挺淡，可分量不轻，徐远举心里直打鼓，只能硬着头皮照办。 当天，特务冲进罗家，把罗广斌抓了，押到重庆的渣滓洞监狱。路上，他脑子里全是疑问：哥哥为啥不保我？到了监狱，徐远举亲自提审他，语气阴冷地警告他招供。可罗广斌压根不怕，梗着脖子顶回去，摆明了不屈服。徐远举拿他没办法，又不敢真把他怎么样，毕竟罗广文那句话还压在那儿。 在渣滓洞，罗广斌的日子比别的囚犯好过些，没上镣铐，饭菜也不算太差。可这也让他成了狱友眼里的“异类”，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投靠了敌人。罗广斌心里憋屈，他找到机会跟大家解释清楚，说自己没叛变，只是沾了哥哥的光。为了证明自己，他利用这点便利，偷偷给狱友传消息，组织大家唱歌鼓劲儿，还暗地里筹划怎么跟敌人斗。慢慢地，同志们又信任他了。 1949年初，他被转到白公馆。那时候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局势乱成一团，他们开始对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大开杀戒。11月27日，枪声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响个不停，血腥味弥漫开来。罗广斌和同志们被押到院子里，情况危急。他豁出去喊了一嗓子，说自己哥哥不会放过这些特务。混乱中，有个看守叫杨钦典的动了心，罗广斌趁机劝他放人。这家伙一咬牙，开了牢门，罗广斌带着19个同志侥幸逃了出来。 逃出来后，罗广斌没闲着，马上投入到整理烈士遗物和记录狱中斗争的工作中。1949年12月25日，他交给重庆市委一份详细报告，把同志们的英勇事迹全记下来了。这份东西后来成了研究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他干劲儿十足，当过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还做过重庆市青联副主席。1958年，他跟刘德彬、杨益言一块儿写了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反响特别好。1961年，他和杨益言又搞出了长篇小说《红岩》，这本书火得不行，卖了350万册，还被翻译成19种语言，成了红色文学的扛鼎之作。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动荡来了，《红岩》被扣上“叛徒文学”的帽子，罗广斌也跟着遭殃。1967年2月5日，他被抓走。没几天，他在关押的地方坠楼死了，才42岁。直到1980年，他才被平反，名字跟《红岩》一起刻在了历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