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个曾经军统出身的老特务，递交了一份要求改“退休”为“离休”的申请，立刻引发争议，按政策，只有在抗战、解放战争中立有大功的人才有资格。 可偏偏这人出身复杂，档案上写着：军统副队长，镇压过共产党，还参与过逮捕学生，这人叫阎锦文，按理说早该被清算，可偏偏，邓颖超在申请上批了六个字：“不要亏待了他。” 阎锦文十几岁就在上海混社会，后来被杨虎看中，进了“兴中学会”，之后一路爬上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副大队长，他干的活儿就是抓人，专抓地下党员和抗议的学生。 很多人说他狠，手上也确实不干净，但当时在军统混饭吃，讲的就是听命令、办事狠。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1946年在杨虎家里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杨虎是半退状态，和中共有接触，周恩来是代表中共来谈事情的，阎锦文当时负责警卫，亲眼看到周恩来对人说话客气、有礼。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周恩来谈的不是权谋，而是和平，谈百姓过得怎么样，这一面，没把他拉拢过去，却在他心里埋了个种子。 真正让他命运转弯的是1949年。 那年春天，上海要变天了，眼看解放军就要进城，国民党急了，中央密令让警备司令部“就地解决”一批政治犯，名单上有张澜和罗隆基。 这俩人不是共产党，是民主人士，一个是民盟主席，一个是知名学者，但因为反对蒋介石，也被当成“危险分子”，命令是死的——秘密处决，不留活口。 杨虎接到消息后犹豫了，张澜是他老朋友，他转头就找了阎锦文，阎锦文知道如果执行命令，张澜必死；可如果营救，一旦败露，自己也跑不了，那时候谁都想保命，可他偏偏答应了杨虎。 他找了个借口，把张澜和罗隆基从虹桥疗养院“调防”，换下原来的警卫，自己带人去接，还打电话给杨虎夫人田淑君，让她在家里等人，一路上他心里七上八下，但装得很自然，到杨虎家后，把人交给田淑君，才算松了口气。 这两人后来通过关系从上海去了北京，张澜顺利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这事后来传到了周恩来耳朵里，说：“这个人救了张澜，有功。” 也正是这句话，成了阎锦文保命、改命的关键。 解放后，公安部门接管上海，按照正常程序，像阎锦文这种“军统背景”的人该拉去审查，但因为张澜的事，他被保了下来，不但没被追责，还被安排进了上海公安局，再往后，又调到了北京参与公安系统的筹建。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档案上那段历史，谁也抹不掉，所以几十年，他干活低调，话也少，即便身边人问起过去，他也只是摆摆手，说那是老黄历。 到了1981年，他已经67岁，身体不好，退休手续也差不多办完了，他递了份申请，想把“退休”改成“离休”，按政策，只有抗战、解放战争里担过风险、出过力的人才有这待遇，他自己也没把握，但申请递上去以后，出人意料地一路通畅。 这事最后送到了邓颖超手里，她看完材料，问了相关人员，确认他确实参与营救过张澜，而且张澜生前也多次提过这事，于是她在申请上写下六个字：“不要亏待了他。” 批示一下来，很多人议论：一个军统特务，怎么成了“离休干部”？可知情的人心里清楚，若没有他当年的那一次转身，张澜也许命丧黄浦江，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就要缺一角。 这事过了很多年都还被人提起，有人说阎锦文是“立功赎罪”，有人说他是“及时站队”，可事实是，他救了人，这事没人否认；他干过的那些事，也写在档案上，谁也没替他美化过。 其实当年像阎锦文这种“身份复杂”的人不在少数，军统出来的，比如沈醉、周养浩，大多被抓进去改造了，几年、十几年不等。他们后来被特赦，是因为表现好。 但阎锦文不一样，他是直接被保下来的。这跟他“投共”无关，关键是那一次救人，救的是张澜，是新中国的统一象征。 张澜活着那几年，多次在会议、信件中为阎锦文说话，他说：“当年若非他，性命不保。”张澜的地位不一样，他说出的话，没人敢不当回事。 就这样，阎锦文活到1985年，算是善终，去世时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但他那个“离休干部”的身份，一直挂在档案上，没人动过。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干部档案管理培训里的一个“经典案例”，不是因为政策变了，而是说明在历史节点上，一个人的一次抉择，可能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阎锦文过去的身份，不代表他没有做对过事。 历史并不总是非黑即白，尤其是在那个大时代里，很多人是在风浪中转身的，有人抓住了机会，有人被浪打翻了，阎锦文，属于前者。 这件事有时被当成“中共宽大政策”的案例讲，其实更像是“功过分明”的体现，救过人、有过贡献，不抹杀；干过坏事、有黑历史，也不会一笔勾销，离休也好、特赦也好，其实都是对历史细节的一种回应。 在那个“敌我分明”的年代，肯为别人冒险的人不多，阎锦文不算英雄，也不算烈士，但他做过一次对得起良心的事，历史有记载，后人也不会忘。 参考资料 《张澜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