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天，延安窑洞里来了一封信，把毛泽东看得直皱眉。 信是中宣部副部长凯

1943年冬天，延安窑洞里来了一封信，把毛泽东看得直皱眉。

信是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写的，话说得客气，说年底毛主席五十寿辰了，大家都想给主席做个寿，表示敬意，也借机鼓舞一下士气。

没想到，毛泽东看完，立马回绝，连一句商量的余地都没给，他说：现在是战争年代，做什么生日？不搞这一套。

事情说来其实不复杂，但背后可没这么简单。

当时正是抗战打得最凶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打退，延安那边虽然相对安全，但粮食紧张，物资稀缺，整个中央机关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就是这么个时候，有人提议给毛主席大张旗鼓办个生日，这事听起来像是表达敬意，实则很容易被解读成搞特殊化，甚至是抬高个人，搞个人崇拜。

凯丰这个人其实也没啥坏心眼，他长期搞宣传工作，也知道毛泽东在党内威望高，很多人私底下早就把毛主席当成“救星”了。

那年年底正好毛主席整五十，几个干部一合计，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借毛主席生日做个宣传，不仅能提士气，还能对外展示党的核心力量。

凯丰是中宣部副部长，干这事也是本职工作，就动了念头，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请示。

可他没想到的是，毛泽东看完信以后立马回了封信，语气极为坚决。

他在回信里说：“生日决定不做。”后面还加了一句：“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这个时候做什么生日，搞这些虚的，不合时宜。

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一句：现在是“内外困难的时候”，老百姓日子都不好过，领导还搞庆祝，那影响怎么可能好？

毛泽东这封信没几句话，却说得相当直接，他一方面是出于纪律考虑，觉得搞生日就是搞特殊，和当时提倡的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不符；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这时候宣传他个人太多，对党、对革命都没什么好处。

他甚至在信里说：“我的马列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正是学习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还在路上，没必要把他捧那么高。

这时候有个插曲，为了配合这个原本计划中的生日宣传，任弼时还特地找来诗人萧三，准备写一本《毛泽东传》。

毛泽东听说了，也不高兴，他知道这个事不是萧三自己决定的，就没怪他，但传记的事也叫停了。

他说，传记这事，以后有需要再说，现在还是好好干正事。

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对这种事表示反感，在延安时，他就多次强调不能搞特殊。

延安整风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党外的朋友不怕我们穷，就怕我们不实。”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缺吃少穿，但你得实在、得讲原则，如果在这种时候去搞领导的生日庆典，那老百姓怎么看？士兵怎么看？

对内是示范，对外是信号，这事毛泽东考虑得很远。

不过，也别以为毛泽东完全不管人情，他自己不做寿，对别人倒是很看重。

1940年，吴玉章过六十大寿，毛泽东亲自写了贺词。

1946年朱德六十岁生日，毛泽东还组织了一场小型宴会，写了“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光荣”的题词。

对这些老同志，他从不吝啬情感，你说他不讲感情吧，他有的是人情味；你说他太讲原则吧，他又确实不容打折。

再说回凯丰提议做寿这事。

虽然毛泽东回绝得很干脆，但对凯丰这个人，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事记仇或者批评他。

凯丰后来依然继续在宣传战线上工作，直到建国后还担任中宣部部长。

毛泽东虽然脾气倔，但也看人做事，他知道这事不是凯丰出风头，而是出于工作角度考虑的。

生日不做了，《毛泽东传》也暂时搁了，但影响却没就此结束。

毛泽东这个“不做寿”的态度，后来被正式提到制度层面。

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亲自提出了干部“六不准”的要求，第一条就是“不做寿”。

这条规矩一直延续到后来，成为党内一项不成文的纪律，说白了，就是不让领导干部搞个人庆典，防止由小见大，滑向特权。

当然，“不做寿”不等于不尊重人，毛泽东自己生日那天，从不让人提，但他有时会找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顿饭。

1952年，他还叫保健医生王鹤滨来家里吃长寿面，说是过个“普通日子”。

1963年，他请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吃饭，也是用自己的生日当借口，但饭桌上只谈工作和老百姓的事，谁也没提“祝寿”这回事。

回头看，毛泽东拒绝做寿那一刻，其实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判断。

他明白一旦打开这个口子，下面就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是祝寿，明天可能就是歌功颂德，到最后就会变味，他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也不想带着党走那条路。

那年冬天的延安，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寿桃和大宴。

毛泽东还是像往常一样，白天处理文件，晚上和工作人员开会。

唯一不同的，也许就是那封被他亲手回绝的信，被人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成为后来研究毛泽东早年政治风格的重要资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