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到了刑场，黄标却很不甘心：“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1951 年 11 月 25 日，湖北沔阳刑场上，3000 余名群众攥紧拳头高呼 “枪毙汉奸”，200 米外的警戒线内，46 岁的黄标被麻绳捆着跪在碎砖地上，脖颈间的 “大汉奸” 木牌压得他脊梁微弯。枪响前 30 秒，他突然抬头望向主席台，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甘：“我每月给新四军送 20 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这句带着湖北口音的呼喊未落，远处突然传来汽车轰鸣声。一辆挂着省公安厅牌照的吉普车冲破警戒线，急刹时扬起的尘土扑在黄标脸上。行刑队队长接到密令的手有些颤抖，而黄标看着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熟悉的党徽标志，终于闭上了眼睛 —— 这是他潜伏 13 年后，第一次看到希望的曙光。 1938 年，日军铁蹄踏入江汉平原。时任苏维埃政府自卫队队长的黄标正在深山训练民兵，鄂中特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约谈：“组织需要你打入敌军内部，可能要背一辈子汉奸名。” 这个在山林中长大的汉子沉默了三天，最终拍板：“只要能打鬼子，我黄标愿意当‘汉奸’。” 1939 年，黄标出任伪治安团团长的消息传遍乡里，迎接他的是此起彼伏的骂声。他 “积极” 为日军筹备物资，在汉口至沙市的运输线上设立 12 个关卡，却将每批货物的 30% 截留 —— 西药藏在棺材里，枪支拆分成零件混在棉絮中，银元则缝进鸦片商的账本夹层。最关键的内荆河关税口，他每月以 “保护费” 名义征收 50 万银元，却将 40% 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往新四军江汉纵队，自己只留 10% 作为活动经费。 为取信敌人，黄标上演 “处决新四军” 的戏码。1941 年冬，他押着 3 名 “俘虏” 走向刑场，枪声过后，倒地的其实是 3 名罪大恶极的汉奸，真正的新四军战士早已通过地道转移。但不明真相的群众朝他扔烂菜叶，母亲跪在祠堂前用菜刀划伤他的脸：“你爹死在鬼子手里，你却给鬼子当狗！” 当晚，老人悬梁自尽，妻子带着孩子改嫁时留下一句话：“孩子以后姓陈，不认黄家人。” 1945 年日军投降时，黄标累计向新四军输送银元超 500 万，枪支 1200 余支，药品足够装备 3 个野战医院。但因长期单线联系，除了时任纵队司令李先念等少数领导，无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1951 年镇反运动中，他被群众举报为 “汉奸头目”，尽管家中搜出带血的账本（每页记着 “送新四军步枪 20 支、银元 5 万”），却被当作 “罪证” 封存。 在看守所的 378 天里，黄标每天用指甲在墙壁划刻日期，唯一的奢望是组织能记起这个 “汉奸”。1951 年刑场被带走后，他又经历 4 年牢狱生涯，直到 1955 年儿子黄建国在县图书馆发现《江汉抗日根据地财经史》，其中一行小字像惊雷劈开迷雾：“伪治安团黄标部每月输送军费 20 万元，系党组织特别安排。” 22 岁的黄建国攥着泛黄的书页浑身颤抖，想起母亲临终前塞给他的布包 —— 里面是一件带血的棉袄，左胸位置有刀伤痕迹，口袋里还缝着一张纸条：“今借黄标同志银元 20 万，用于购买奎宁。新四军江汉纵队，1942 年 3 月。” 此后 22 年，他带着借条走访武汉、北京，在 1962 年偶遇当年的交通员王志强。老人掀开衣襟露出枪伤：“这颗子弹是黄标同志替我挡的，他当时说‘我是汉奸，死了没关系，你要活着给组织送信’。” 1973 年，中央军委调阅当年的密电档案，终于确认黄标的地下党身份。平反大会上，已瘫痪在床的原江汉纵队指导员用颤抖的手写下证明：“黄标同志 1938 年入党，长期从事敌后财经工作，为根据地存续立下汗马功劳。” 此时，距离黄标蒙冤去世已过去 12 年。 如今，黄标的血衣和借条陈列在湖北省革命纪念馆，旁边是当年的伪政权任命书 —— 两种身份的证件并置，诉说着隐蔽战线的残酷与荣光。他的儿子黄建国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常说，真正的革命者不怕死，怕的是死后还背着骂名。但他直到咽气，都没透露过自己的党员身份。” 黄标的故事是千万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缩影。他们在黑暗中独行，用恶名作伪装，以骂声当勋章。当历史的迷雾散去，那些曾被钉在 “汉奸” 耻辱柱上的名字，终将在革命史册上焕发光芒 —— 正如 1973 年平反文件所写：“黄标同志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他是江汉平原的无名英雄。” 信息来源：抗日谍将黄标屡立奇功却被误当汉奸 刑场上被救下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