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一个美国女人，冒着枪林弹雨，救下万千中国妇女儿童。
1937年寒冬，南京城被战火笼罩，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士穿梭于炮火之中，她身着素雅的旗袍，臂戴红十字标志，如同守护幼雏的母鸡般，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儿童安置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庇护之下。这位被难民尊称为“活菩萨”的女士名叫明妮·魏特琳，当时她51岁，已在南京生活了18年。
日军攻陷南京城的那一天，魏特琳微微打开学校的铁门。门外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妇女，其中一位裹着小脚的老妇人甚至丢失了鞋子，脚底扎着碎玻璃。魏特琳迅速拿出随身携带的绷带为老妇人包扎伤口，随即吩咐校工：“把礼堂的桌椅都搬走，铺上稻草，做成临时住所。” 原本设计可容纳千人的校园，三天内涌入了超过一万三千名避难者。学校食堂的粮食很快告罄，魏特琳便带领学生们将黄豆磨成豆浆，拌上野菜熬粥充饥。她在日记中写道：“米缸见底，门外仍有抱着婴儿的孕妇在哭泣。”
日军士兵经常翻墙进入学校抓人。一天中午，三个喝醉的士兵破门而入，试图将两个年轻女子拖入草丛。魏特琳立刻拿起铜铃大声用日语呵斥：“这是美国教会的产业！” 带头的士兵举起枪托欲打，却瞥见了她臂上的美国国旗袖章，悻悻地吐了口唾沫离开了。
后来，难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身着和服、穿着木屐的日本领事馆官员来视察时，魏特琳总是“巧合地”带着他们经过日军施暴的现场。
平安夜的经历尤为凶险。二十多个日本军官堵在学校门口，硬要带走一百名“自愿服务”的妇女。魏特琳手持大使馆的公函，站在台阶上坚决阻拦，双方对峙直到夕阳西下。她痛苦地妥协：“只能带走青楼女子，而且必须她们自愿。”最终交出的21人中，有7人是魏特琳从秦淮河地区请来的女子。当晚，她在日记中撕毁了好几页纸，写道：“我背叛了自己的良心，但能多留下一个清白女子，就能少一个寻短见的人。”
春天来临，难民人数不减反增，魏特琳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开办缝纫班和识字班，让妇女们忙碌起来。她托人从上海运来了三十台旧缝纫机，布料不够了就拆窗帘和床单。一位寡妇在缝纫课上双手颤抖，魏特琳握着她的手教导：“针脚密一些，为前线的士兵缝制鞋垫。” 这些手工制品后来真的送到了台儿庄前线。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仅在1938年春季，金陵女子大学就培训了超过四千六百名妇女掌握谋生技能。
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魏特琳的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一天清晨，校工发现她晕倒在锅炉房，手里还紧紧攥着没发完的救济粮票。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建议她回国休养。但她却在病床上支起小桌，给美国教会写信募捐：“请寄来维生素药片和鱼肝油，孩子们得了夜盲症。” 1940年春天，她开始出现幻觉，总是听到机枪扫射声，甚至有一次煮咖啡时，错把钢笔当汤匙在锅里搅拌。
离开南京的那天细雨霏霏。上千名难民聚集在学校门口，一位裹着头巾的老妇人突然跪下磕头，青石板上传来咚咚的响声。魏特琳急忙上前搀扶，摸到老妇人手里紧紧攥着的东西——一把刻着精美图案的长命锁。
在美国疗养期间，她给同事写信：“窗外的枫叶红得像金陵的晚霞，等我回去后，要在东山种一片桃树林。”没有人料到，这位始终称“中国是第二故乡”的女子，会在离开南京一周年忌日那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整理遗物时，人们在她枕头下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南京地图，秦淮河的位置上画着一颗小星星。
二十多年后，当年被她救下的女学生张玉英找到了美国的她。在密歇根州的墓碑前，老人颤抖地摆上了南京盐水鸭和雨花茶。汉白玉碑上刻着“金陵永生”四个大字，碑文下方的英文小字写着：“明妮·魏特琳，1886-1941，她像保护雏鸟般庇护了万千中国妇孺。” 风吹过墓碑后的松林，沙沙的声响仿佛是当年金陵女子大学操场上，那些劫后余生的妇女们踩过落叶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