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三千年文明史，若评出五个顶级政治家，王安石必居其一，苏东坡挨不着边。
关于王安石和苏轼的比较，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引发激烈辩论。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从政治才能来看，王安石确实远超苏轼，用林语堂评价苏轼的话来说，那就是“凤毛麟角”，难以找到与之比肩的人物。
抛开成败得失，王安石至少具备三种超前的特质：他的视野极其开阔。他认为，要解决国家困境，必须把国力强盛、军队强大、财政充裕、物产丰富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司马光讥讽他一切以“利益”为重。如果王安石不注重利益，不追求发展，在那些空谈误国的文人包围下，那么多官员、士兵，那么多靠裙带关系吃空饷的人，早就饿殍遍野了。何况，当时真正懂得理财之道的人少之又少。像司马光那样声名显赫的翰林学士，竟然说出“国家财富不在百姓手中，而在官员手中，官员巧取豪夺百姓的财富，其危害远甚于加税”这样不懂经济的门外汉话。王安石与这样的人共事，如同现代人与清朝人讨论问题，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王安石的方法切实可行。他的改革经验，源于他长期扎根基层积累的实践。当年仁宗皇帝想让他做京官（宋朝士大夫以做京官为荣，离开京城被视为一种失落），王安石却多次拒绝，因为他要彻底了解基层情况，深入研究基层问题，就像医生诊断病情前必须先号脉一样。因此，他后来的改革措施，无一不是针对宋朝弊病的对症下药。
再次，王安石的思想走在时代前列。从宋朝史料中可以看出，无论大臣还是御史，一旦要攻击别人，总有两个杀手锏：一是搬出祖宗家法，二是打道德牌。双管齐下，对方必败无疑。比如，要扳倒寇准，就说他不敬；要扳倒欧阳修，就说他不检点，当时的人居然还相信。旧党对付王安石也是如此，各种批判，各种阻挠，说白了，就是因为改革后，官员不能再懒散了，官僚地主们要纳税了，靠裙带关系当官的人少了等等。面对攻击，王安石掷地有声地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番话，在当时，这简直是惊世骇俗，胆大包天。但是，又有谁拥有这种胆识？
苏轼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思维方式也完全是文人思维。在治国理政方面，他并非专家，但他为人善良诚恳，从不因政见不同而站队，也不落井下石。王安石执政时，他为受打击的官员说话；司马光执政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他又认为部分新法不应该废除。他是一个率性而为的文人，有什么说什么，但政治家需要策略，需要战略战术，而苏轼缺乏这些政治手腕，他天生就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聪明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受人爱戴的朋友。
宋代卢梅坡的《雪梅》诗云：“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他们都是好人，各有各的长处。
“人抬人，人上人；人踩人，人下人。” 有什么好争的呢？
纵观宋朝三百年的历史，其衰败的根源就在于一个“争”字。
